貝淡寧：中國人正在獲得政治自信

現在，西方針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批評聲音又在增加。為什麼中國在西方媒體上總被妖魔化？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有人認為這樣報紙賣得快，還有人感到中國破壞了西方經濟，或許種族主義也能幫助解釋西方對中國的負面看法。考慮到西方種族主義的歷史，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肯定是魯莽愚蠢的。

但是我想説的是，另一個因素更重要：伴隨着中國傳統的復興，人們的民族自豪感也在復興。在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裏，中國自由派和馬克思主義者忙於全面批判自己的傳統，渴望學習西方。對於西方人來説這是讓人自豪的，你瞧，他們想成為像我們這樣的人。但是現在中國人開始對自己的傳統感到自豪了，開始從自家的傳統中尋找社會和政治改革的靈感。這令很多西方人不安。

在談論政治的時候，許多西方人使用的是民主與權威主義的兩元對立觀點：如果有人不完全支持民主，那他們肯定是權威主義者。但是，如果出現不完全符合民主獨裁二元對立模式的受儒家思想啓發的其他選擇會如何呢？我認為，具有民主特色的儒家精英統治可能影響中國的未來，以西方中心的政治範疇來討論中國問題是錯誤的。

對於人權問題，重要的是留出在衝突時採取不同的優先價值選擇方式的可能性。我們不應該假定西方的優先考慮就是最好的。比如，國家的首要責任是為民眾提供基本物質生活需要的觀點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它不是共產黨人的新創造。兩千多年前，孟子就認為政府必須為民眾提供基本的生存條件，以免讓他們誤入道德歧途。這種觀念在整個中國皇權時代影響力都很大。所以那種認為如果與經濟權利衝突時必須犧牲政治權利的觀點在中國並非不可思議。

把中國的人權紀錄和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其他國家的紀錄來對比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現在有一種傾向，那就是把中國和美國或者西歐的人權狀況來對比，更合理的對比應該是在中國和墨西哥、俄羅斯、印度等國家之間。如果這樣的話，從包括社會和經濟權利等在內的更全面的人權觀點來看，中國的人權紀錄並不那麼差，或許中國走的是正確的方向，當然也不應該否認某些改善是可能的。

西方知識分子在學習中國的藝術、醫藥和文化方面是開放的。中國社會生活的有些方面，比如關心和尊重老人等應該對於西方知識分子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在學習中國的政治價值，比如和諧方面，我懷疑他們有多大的興趣。一個社會只有在危機中才更有可能向其他社會學習。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都處於危機之中，它把自己看作“東亞病夫”，向西方尋求治療的藥物。如果西方國家進入長久的危機，它可能向中國尋求政治靈感。現在的需要是西方要了解中國發生的事情，如果不是尊重，至少需要容忍與西方不同的、但又在道德上具有正當性的事物。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來嚴肅對待那些價值，表現出好的道德模範。一旦中國在海外的行動符合道德，那它就能夠向世界其他地方提出和推廣這些價值，否則沒有人願意聽。儒家價值應該也被看作是影響國內政策的，這涉及到對持不同政治觀點的人的更大寬容。孔子《論語》中最著名的説法之一就是“君子和而不同”了。這種對比更早在《左傳》中首次提出，當時用來指統治者應該對謀士的不同政治觀點都持開放態度。

中國人今後將越來越自信，但並不能就此説中國將成為國際關係中的不穩定性的根源。我不能想像中國在全球輿論的反對下發動針對邊遠國家的戰爭。中國在全球經濟體制中有重大的利益，政府將盡最大努力來穩定國際體制。當然這也依靠其他國家政府的努力。如果中國被當作敵人來對待，它就表現為一個敵人。比如，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曾提出要組建諸如“民主國家聯盟”之類組織的建議。這樣的建議將被中國政府視為負面的東西，希望民主黨人不會走這種道路。或許今後奧巴馬總統可以對中國文化表現出真誠的興趣，或許在針對中國人講話的時候使用一些中文，會讓中國人的心裏感到温暖，並讓問題變得更容易解決一些。▲

（作者是清華大學政治哲學教授，著有《中國新儒家：變革的社會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本文由吳萬偉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