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最複雜也最成功

亨廷頓：“現代化孕育着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則滋生着動亂”

“革命是罕見的，改革則更加罕見。”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考察了歷史上“變化社會的秩序”後，對“改革者道路的艱難”這樣大為感慨。世界近現代歷史中，許多國家都進行過改革，有些國家改了一段後就停滯不前甚至往回縮，有些國家則因政策陷入危機，甚至發生內戰直至分崩離析。30年前，美國《時代》週刊將鄧小平評為年度人物並介紹懷抱“夢想”的中國時，就有人質疑：“讓一個人口眾多的民族在極短時間內來個180度大轉彎，就如同讓航空母艦在硬幣上轉圈，難以置信。”然而，中國改革很幸運地成功了。30年後的今天，世界絕大多數專家都承認，佔全球人口1/5的中國已經躍升至世界經濟增長的推進器和國際和平的穩定器。西班牙皇家埃爾卡諾研究所在一篇研究報告中稱，改革開放塑造了一個全新的中國，中國崛起是我們這個時代世界最重要的現象。

“中國改革曾面臨的困難相當於蘇聯和印度問題的綜合”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歷史系教授琳達•巴克特曼原先專攻歐洲歷史，但最近幾年，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當代中國問題上，並正在撰寫一本著作，初步定名為《跑着的中國》。巴克特曼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她在書中這樣描述中國：1949年，中國結束了長達一百多年的戰爭狀態，開始在和平的環境下進行建設，這是中國“站立的時期”；從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國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進行着建設，各種政策變化很快，有成功，也有失敗，這可以稱為中國“踉蹌的學步期”；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毫無疑問是中國“跑着的時期”。

中國在30年前剛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時，幾乎沒在國際上掀起什麼波瀾，一是由於當時的中國還不夠強大，另外，在經歷了二戰後的獨立浪潮後，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嘗試進行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改革，既有曾受世界矚目的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創造的經濟改革，也有興盛一時的“拉美模式”，這些改革當時都曾創造過輝煌。巴克特曼説，時至今日，全世界都看到，一開始還屬於“無聲無息慢跑”的中國改革，已經成了“跑着的中國旋風”。

20世紀曾被炒得最熱的改革，無疑要數蘇聯的“新思維”以及後來俄羅斯“休克療法”。許多國家的學者專家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都不約而同提到這一點，當時在西方出鏡最高的外國領導人是戈爾巴喬夫，甚至有人稱他是“最偉大的改革者”。對此，英國智囊機構“開放歐洲”的研究員保羅•羅賓遜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還用“慘烈”、“悲壯”等詞表示惋惜。他説，“20世紀最悲壯的試驗是蘇聯和東歐一大批國家進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探索。在過去30年嘗試改革的國家當中，前蘇聯無疑是失敗程度最慘烈的。”戈爾巴喬夫自1986年起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提出的“新思維”當時甚至成了改革的代名詞。不過，羅賓遜也不得不承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不但沒能改變蘇聯步履蹣跚的經濟狀況，反而事與願違地激化了蘇聯的社會與經濟矛盾，使蘇聯經濟急劇惡化並走向崩潰，最終促使蘇聯解體。

1978年中國邁出改革步伐時，同時面臨着世界兩大最難的題目：改革體制和擺脱貧困。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長庚欣認為，有比較才有鑑別，評價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國際比較。庚欣説，中國剛開始改革時，面臨的難度之大、問題之多，幾乎像兩大鄰國蘇聯和印度面臨的問題綜合起來。從上世紀50年代蘇聯赫魯曉夫改革至今，跨越了蘇聯到俄國的歷史分野，俄羅斯從正反兩面都與中國發生過極其重要的關係。新中國成立後，在當時“一邊倒”的形勢下，中國無論是政治理念還是計劃管理體制都受到蘇聯極大的影響，在改革體制方面與蘇聯“同呼吸”；而且還面臨着蘇聯沒有的更大難題：擺脱貧困。當時蘇聯已是兩霸之一，印度的發展也稍強於中國，中國當時人均GDP只能與非洲幾個最落後國家一起排在世界最後幾位。30年後，中國不僅取得了世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脱貧成績，而且世界也公認中國在體制改革上取得了紮實的進展。而一切照搬西方體制的俄羅斯，反而備受西方質疑，還被美國説成是“制度沒有改動”，仍舊是“獨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