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上萬人湧向深圳等待逃港

也許我們可以説，是曾經洶湧的逃港風潮，為中國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決策之一——設立經濟特區，做出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鋪陳。

粵港邊界上的偷渡逃港事件，自1951年封鎖邊界以後，就沒有停止過。偷渡風潮來得最為猛烈的是1978—1979年。

研究者稱，逃港最多的寶安縣，1978年1-11月共外逃1.38萬人，逃出7037人。由於大批人員外流香港，寶安縣丟荒土地20多萬畝。逃港者中甚至包括許多基層幹部——寶安縣逃出大、小隊幹部121人，黨員29人，團員161人。

1978年夏天，有幾萬人湧向深圳等待外逃的機會，收容所人滿為患。捲入逃港風潮的不只是邊民，遍及廣東全境。在廣州，凡有偷渡成功者，皆鳴鞭炮祝賀。

境內外巨大的經濟差距，是逃港者的動力所在。1978年廣東全省農民人均收入僅77.4元人民幣，與香港僅一河之隔的深圳農民人均收入也只有134元人民幣，而河對岸的香港新界農民同期收入為1.3萬元港幣。

偷渡事件驚動了北京。來到寶安調研的中央和廣東省領導人，被深港兩邊的發展落差深深震動。他們明白，反偷渡，堵解決不了問題，根本的辦法是放寬政策，發展經濟，縮小兩地的差距。

1977年11月，廣東省委將“逃港”熱潮作為重大惡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廣州視察的鄧小平作了彙報。鄧小平聽後説了兩句話:“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

當一切開始迴歸常識，當人的正當需求被重視，變化就這樣發生了。

1978年四五月間，國家計委副主任段雲率團考察港澳，回京後向中央建議，把靠近港澳的廣東寶安、珠海劃為出口基地。中央同意，“説幹就幹”。廣東省委迅速行動。

習仲勳到深圳、珠海視察，要求發展農村經濟，改善農民生活，儘快縮小深港兩地差距。

他還提出幾條新措施:讓香港資本家進設備開採沙石出口、收入兩家分成；吸收外資搞加工業；恢復邊境小額貿易等。他鼓勵當地幹部説:“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的，就幹，不要先去反他什麼主義。他們是資本主義，但有些好的方法我們要學習。”

與廣東省不謀而合的，還有香港招商局提出的建立蛇口工業區的方案。

其後的事情，中國人都已十分熟悉。

到了1980年，當特區受到非議時，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任仲夷還舉出逃港者的例子，力證辦特區的好處:“以與香港一街之隔的沙頭角公社為例，全公社當時人口1300多人，解放以來往香港外流的 2600多人，等於兩個沙頭角。前幾年，每年外流120多人。從1979年開始，外流大大減少，到了1980年，不僅沒有出走的，以前去到香港的人還有些要求回來。”

其實，改革開放後最早引進的外資中，相當一部分與當年的逃港者們密切相關。

逃港者曾經洶湧，繼而消失，並且歸來——我們正是想用這些充滿戲劇性的故事，為改革開放的動力做一個意味深長的註腳。

持續20多年的逃港與“運動”、貧困糾纏在一起而愈演愈烈

記者山旭 香港、深圳、廣州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