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壇的“鬼臉”

政客們各懷鬼胎，謊話連篇。台灣青年作家駱以軍感嘆：我們“都得生活在明目張膽的‘鬼臉’之下”。

詩人也瘋狂

2005年台灣發生了“杜十三事件”。

這年11月的某一天，杜十三將嘹亮鏗鏘的詩性抗議話語變質為躁鬱的語言暴力：跑到電話亭“拍”電話恐嚇正為高捷弊案“叮”得滿頭包的“行政院長”謝長庭，稱“要殺害他全家”。這場詩人造反風波鬧得全島沸沸揚揚。就憑這荒腔走板之“詩聲”，詩人一夕之間上了全台灣報紙的頭條，還有第三版幾乎全版的新聞與評議。

為了結束八卦媒體窮搜其人其詩其功其過其喝過的酒瓶其用過的餐巾紙的尷尬局面，更重要的是為免於牢獄之災，杜十三後來將這一“行為藝術”解釋為三杯黃湯下肚後才會犯下這“不正當”的舉動，最後以道歉了結。

對這一事件，“藍”“綠”詩人反應截然不同，如“深綠”詩人李敏勇認為：杜十三這一行為“是黑暗的。政治人物當然可以批評，但躲在暗處的語言暴力並非杜十三的‘詩人’作為，而毋寧是他的‘病人’行為……”而為其辯護者則認為，不是杜十三病了，而是社會病了；不是詩人瘋了，而是“天天製造問題，天天製造謊言，逼着詩人傷痛”的政客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