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台灣無期徒刑故事令人唏噓

有兩個被告，都被法院判處無期徒刑，但他們的社經地位卻處於極高與極低兩極化，故而刑期雖同，社會的反應卻不同；因反應不同，處境便也有異。現在台灣那些關注人權者，應從他們的故事中，有所反省吧？

台灣《中華日報》今天的社論説，第一個被告名叫呂新生，他因為沒錢生活，1993年9月間持菜刀到住家附近一家雜貨店搶奪1105元及5包香煙，雜貨店老闆在抵抗中被他砍傷，經高院判決，被處以無期徒刑定讞。

這個案子最近成為新聞，不是他的搶奪故事，而是呂新生在坐了13年牢後請求假釋，獄方才赫然發現，呂新生的司法程序根本沒有走完，因為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如果被判處無期徒刑，即使被告不上訴，法院亦應主動上訴。但承審法官未上訴，執行檢察官也疏於注意，即予發監執行。案經獄方送請二審重新審理，呂某改判8年，但他已多坐了5年牢，因此獲得冤獄賠償。

呂新生因搶奪1千多元，而且也只將老闆砍傷，便被判處無期徒刑，固是當時“執法從嚴”所致，但犯行與刑罰不符比例原則是顯而易見的，但有人替他説過話？為他爭取過“司法人權”嗎？更荒謬的是，法官和檢察官翫忽職守，造成呂新生罪未定讞而坐牢達13年之久，如果呂新生社經稍有地位，何致於此？尤其令人不平的是，依“公懲法”規定，對公務員懲戒的追訴時效為10年，相關法官、檢察官失職已逾10年，因而無法做出任何懲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