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放縱行賄者顯示反腐敗存在嚴重偏差

《瞭望》文章：寬縱行賄禍患大

受賄的根源在於行賄者的行賄行為，應對行賄罪與受賄罪實行同罰，從根源上消除受賄現象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李松

10月10日下午，被稱為“史上最牛房產局長”的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房產管理局原局長周久耕，因受賄罪被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1年，沒收財產人民幣120萬元，受賄所得贓款予以追繳並上交國庫。

那麼，周久耕既然犯了受賄罪鋃鐺入獄，此案中的行賄者是不是也受到了指控呢？據瞭解，此案中的行賄者均未被指控，理由是“因為他們不存在非法目的”。

本刊記者調查發現，在我國反腐鬥爭日趨嚴峻的背景下，對行賄者的法律制裁，同對受賄者的懲罰一樣重要。但在現實操作中，不少地方注重打擊受賄犯罪，而行賄者總能逍遙法外。

受訪專家認為，有受賄必然有行賄，放縱行賄者顯示出反腐敗工作存在嚴重的偏差。目前大多數行賄、受賄犯罪均是行賄者積極地實施行賄行為，從這一意義上看，受賄的根源在於行賄者的行賄行為，應對行賄罪與受賄罪實行同罰，從根源上消除受賄現象。

多數行賄者逍遙法外

近年來，我國行賄犯罪逐漸從過去的生產經營、建築工程、金融證券、商品流通、房地產等經濟熱點領域，向醫藥衞生、文化教育等多領域多行業滲透。

“以前的行賄者單純追求經濟利益，現在已經擴大到跑官買官追逐權力、為逃避法律追究向司法人員和行政執法人員行賄，以及拉選票進行賄選活動。”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指出。

記者調查發現，行賄者的身份也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從當初的企業經營者、個體業主等，已發展到國家工作人員，甚至出現一些強勢資本集團行賄政府官員，以影響立法司法和政策制定，並最終服務於自身的特殊利益。

儘管我國行賄犯罪有增無減，但行賄者極少得到應有的懲罰。日前，針對湖南省郴州市委領導班子集體腐敗一案，中紀委向全國發出通報指出，要求加大懲罰行賄犯罪的力度。這表明，中央正着力解決反腐工作中的突出問題——對行賄者過度放縱。

據瞭解，長沙市中級法院對郴州市原紀委書記曾錦春受賄案的死刑判決書認定，曾錦春受賄3000多萬元。而在所有犯罪事實中，曾錦春和當地商人黃某的權錢交易令人矚目。判決書認定，從2001年到2007年間，黃某先後16次向曾錦春行賄共達244.8萬元，以此獲取了大量非法利益。在曾錦春腐敗案中，黃某也被有關部門3次傳喚，3次釋放，最終不了了之。

事實上，像黃某這樣的行賄者，沒得到法律制裁的不在少數。不久前，中石化集團原總經理陳同海受賄1.95億元，被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在陳同海案中，行賄的5人全部為自然人。雖然行賄者有些具有公司或機構背景，但全是以個人名義認定的，無一人被以行賄罪起訴。相反，這5人均以證人身份出現在該案中。

最近，最高人民檢察院公開的一組統計數字顯示：2009年1月至6月，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查辦商業賄賂案件6277件6842人，涉案總金額人民幣9.18億餘元。這其中，涉嫌受賄犯罪4849件，佔到立案總數的77.25%；行賄罪1197件，佔19.07%。

從邏輯關係來看，有受賄必有行賄，可在這組對偶犯罪中，受賄犯罪與行賄犯罪查處率，卻顯得懸殊。

誰在提供“避風港”？

何謂“行賄犯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明文規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是行賄罪。”

但本刊記者調查發現，在我國的法律中，有關規定基本上屬於宣示性的條文，在具體司法實踐中，很少有實際案件出現。在行賄犯罪的相應規定中，有些甚至還體現出“重受賄輕行賄”的明顯特徵。

“依照我國法律規定，某些行賄者有可能無法被追究刑事責任。”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告訴記者，“個人對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數額在1萬元以上應予立案，單位對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數額在20萬元以上應予立案。行賄數額若低於此標準，又沒有其他法定情形，一般不構成行賄罪或單位行賄罪；因被勒索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的，不構成行賄罪；行賄者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據瞭解，因為有些法律規定的不明確，也直接導致司法實踐很難掌握，從而使一些行賄案件最終無法認定。比如按我國刑法規定，構成行賄罪必須要求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但當前以非法物質利益行賄的現象卻大量存在——出資讓受賄人“考察”和遊玩，幫助子女出國留學，代投保險，性賄賂等，因法律無明文規定，很難以行賄罪論處。

執法者在對行賄犯罪認知層面上的誤區，也使不少行賄者逃脱法律的懲罰。多位受訪檢察官認為，受賄者一方擁有權力，屬於強勢一方，能製造索賄的機會，一般是主動的，而行賄者多是被動的。在這種意識支配下，往往是痛恨受賄者，而行賄者則被“寬大”處理。

記者調查還發現，為儘快使受賄者得到查處，有些地方檢察機關也會對行賄者作出“減輕處罰”的承諾，以換取行賄者的“坦白”，以便從行賄者處得到受賄者的犯罪證據，甚至讓行賄者以證人身份出庭指證受賄者。將行賄者的法律責任置換成檢察機關的偵查手段，這不能不説是對法律嚴肅性的褻瀆。

“只要行賄者積極配合把行賄的時間、地點、方法和數額老實交代，一般不會對其立案。”北京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檢察官告訴記者，“行賄者的證詞對指控受賄犯罪至關重要，要是不給行賄者出路，為了自保，他們一般不會主動交代行賄行為，從而會給受賄案定案帶來很大難度。”

值得警惕的是，在採訪中有知情人反映，有些行賄者無法得到懲罰，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原因，就是有些辦案單位利慾薰心，把行賄者的“取保候審”當成為一種斂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