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歲錢老駕鶴西去 60歲中科院尚須努力

10月末的中國科學界悲欣交集。30日,中國科學院開了建院60週年紀念會，國家主席致賀信。此前一天，最年長的院士貝時璋辭世。此後一天，“科學鉅子”錢學森故去。

觀瞻兩位科學老人留給世人最後的容顏，令人怦然心動的是他們的眼睛。107歲的貝時璋和98歲的錢學森，歷國運之變幻，閲人事之浮沉，觀科研之拓展，一生不可謂不復雜，然而他們在個體生命行至終點時，卻保有清澈的眼神。

這眼神投向傳奇般的過去——民國初年新學引進的篳路藍縷、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評選、1950~1960年代的新中國科學崛起、1970~1980年代的“科學的春天”。這眼神也投向未來——那是一個能向“錢學森問題”交出答卷的時代吧。

惟獨在當下，這清澈的眼神失焦了。60歲的中國科學院，在人類科學共同體的生命中，大概只能算是青年（15歲的中國工程院，夠算少年嗎）。然而翩翩少年、英挺青年的姿態有幾分？但見暮氣沉沉更多。至於甚者，不僅少了一分年輕的意氣，老年的世故、權謀、算計，統統都有。

不苛責個人，起碼如今這個科學共同體，和兩位前輩對不上眼。清澈眼神若逼視，能榨出西裝下面藏着的“小”來嗎？

“小”病有二。一曰境界低。貝、錢一輩科學家，對於國家民族興盛之事業，念茲在茲，對於個人物化追求，看得寡淡。這樣的人生，當得起“疏朗開闊”四字，也當得起“誠摯”一詞。如今學者，包括不少院士，個人私心重壓下，終日營營役役，實在有辱斯文。

二曰氣局窄。古老中國一旦開始現代轉型，便有一批智者矢志追求最尖端的科學研究，其眼界和能力都是世界性的。錢學森的傳奇故事，便是明證。如今學者，同樣的，包括不少院士，自怯於開創性研究，自欺於低水平重複建設，自戀於課題、評獎，廣闊的科學田野活活被切割為私家耕種的一畝三分地。

作為中國科學共同體的機構形態和水準象徵，科學院（包括工程院）有諸多成果，也確有巨大貢獻。但對於“小”病，它顯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政治性的馴化，以及利益上的交疊，使得科學院越來越失掉它本來的面目，越來越像一個政府機關。

60歲的中科院迎來許多祝賀，祝它有更大的發展。這一點其實並無疑義，發展是必然的，但發展方向和發展品質便大有討論的空間。結構性失誤不除，體制性積弊不除，“小”病不除，下一個甲子的科學院，只能是越發展，越顯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越呈南轅北轍、緣木求魚。

須知：科學院不是衙門，院士不是終身制官僚。

衙門化的科學院和官僚化的院士，已經開始傷害這個機構和這一稱號在社會中的美譽。作為中國科學院原學部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錢學森的去世又帶走了幾分公眾對院士的敬意，又消褪了幾分科學院、工程院的神聖光環。看那漫天的紀念和致敬，如果不是對中國科學界現狀的嘲諷和批判，至少應該理解為對中國科學共同體的鞭策和期許。

錢學森這個名字，代表着科學家在公眾中享有的榮耀，也代表着中國科學家在世界科學史上享有的榮耀。他的去世，給科學院、工程院以及堂堂院士們提出一項挑戰：如何能使得這分榮耀不歸於消散、不歸於虛無？如何去贏得新的榮耀——既在全球科學共同體中，也在全體國民的心間？

相比錢學森，貝時璋的離去顯得寂寥。於公眾層面，這無可指摘——普通民眾的科學認知，需要的是明星，而錢學森的傳奇經歷，註定了他會成為這樣的明星。我們所期望的，是貝時璋的辭世在科學院裏、院士圈內、整個科學共同體中，不要太過沉寂。

院士們有義務使這位前輩的去世變得重要起來，他總結自己治學80年的心得，概括為“志勇恆愛”四字，即目標遠大、一往無前、百折不撓和樂此不疲，堪為科學界座右銘。中國科學院有義務使這位元老的去世變得重要起來，因為他是大陸最後一位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1948年那場空前（或許也有絕後之憾）的院士評選，承載着一種彌足珍貴的非政治化、非利益化的科學院組織狀態。

切記：科學院不是衙門，院士不是終身制官僚。

我們期待60歲的中國科學院振作起十二分的神智，努力精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