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33名博士生未獲學位引發爭議

如同往日每一則學生被學校“淘汰”的新聞一樣，近期南開大學33名博士研究生未能如期戴上博士帽又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的關注和教育界的論爭。學生家長、公眾會對未能畢業的博士生感到遺憾，對學校的“不通人情”、“鐵面無私”表示不解。

教育專家們也在討論，到底什麼樣的淘汰機制對於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現狀來説是適宜的？入口把關、過程評價、出口淘汰，對於我國的高等教育來説，哪個環節的調整更為迫切？

被“淘汰”依然是個“大新聞”——

“嚴進寬出”的大背景下，“淘汰”不為公眾理解

事實上，近幾年，“淘汰”在我國幾乎所有的高校，已不是新鮮事物。如，針對本科生，北京大學規定：連續兩個學期所修課程平均學分績點(GPA)低於 2.0並且這兩個學期不及格課程超過10學分的；在校期間，考試不及格的課程(無論重新學習與否)累計達到或超過20學分的，將會有主管教學的老師同該同學商量退學事宜。南開大學也規定，學生一學期三門以上公共課不及格，或四年累計20學分的課程不及格，並且補考也未及格的學生，就要被勸退。考試作弊、替考等品德不端的學生，一旦發現也將被勒令退學。

針對研究生培養，國內多家高校都有着同南開大學類似的博士生培養年限的限制，包括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內的一些高校還設立了“博士生中期篩選”制度，在博士生一年級或一年半的時候，要進行中期篩選，對該學生的學習成績、學習態度、出勤率以及參與創作和科研等方面的情況進行綜合評價，以考量該生是否有被繼續培養的資格，不合格者將被“淘汰”；南開大學還在嘗試從“出口淘汰”向“過程淘汰” 轉變，試行研究生分類培養制度，讓一部分研究生在碩士階段預讀1年博士課程，若達到要求，則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朝“學術研究型”方向培養，若不能達到要求，則“退出”，迴歸到“學術應用型”的培養軌道。

儘管已在嘗試各種各樣的淘汰制度，但是，依然改變不了我國高等教育“嚴進寬出”的現狀，即使南開大學幾年來博士生的“淘汰率”高達6%—10%，但是仍然同美國的1/4到1/3的博士生“淘汰率”相去甚遠。

針對即使“低淘汰率”也讓學生和家長難以接受的現象，南開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王處輝教授解釋説：我國高等教育的“低淘汰率”是和大學准入機制的“高淘汰率”相對應的，簡單來説，就是在高考時已經淘汰了大批不合格的學生，這個考核非常嚴格，而且是相對公平、公正、公開的。公眾會認為，通過了高考而進入大學的多數都是好學生，在之前的中小學教育中養成了良好的學習習慣，智商也較高，因此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應該是適應大學學習生活的，這一點是我國大學教育 “低淘汰”最根本的原因，因為“嚴進”所以“寬出”。

別把大學過於理想化——

積極地看，“淘汰”是一種“自然退出”和“二次選擇”

雖然“淘汰”學生對於高校來説不是新鮮事，但每每出現某學生從高校退學的新聞，總會引起各種各樣的爭議。2007年，200多名首都經貿大學畢業生，因未能通過學校的“清考”，在畢業時繼續“掛科”，不能畢業只得留級，只能寄希望一年後再參加並通過相關科目考試方可畢業。事後，有學生抱怨，學校平常對他們管理不嚴，現在突然“發難”讓他們深受其害；因其中一些學生已經同用人單位簽約，因此，還有輿論指責學校此舉是對學生嚴重不負責任的舉動。

公眾對於高等教育培養過程中的“淘汰”的態度，從這件事情上可見一斑。那麼，在我國，高等教育到底能不能做到“嚴出”呢？

王處輝認為，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很難實現“嚴出”的主要原因在於：一方面，從學校的心理上來看，由於學生們都是寒窗苦讀10多年的成績優異者，大學教師們往往心生惻隱，不忍心將其淘汰。而淘汰的大學生流入社會，也將增加社會就業壓力，因此校方也多不支持將學生推出校門；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國的高等教育也並非全無毛病。一些高等院校為了保證招生數量，增加學費收入，即使學生多門科目不及格也准予畢業。

無法以平和之心看待“淘汰”和“被淘汰”，與社會大環境息息相關。清華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史靜寰認為，目前，公眾把教育和學校過於理想化了，認為學校教育可以改變人生，在被教育的過程中，有成就者會被神聖到光宗耀祖，被淘汰者會認為失敗到一敗塗地，這是一種“病態”的期待。學校因管理需要而讓一些學生“淘汰”或者退出的做法，已經超出了公眾所能接受和承載的限度，因此，“淘汰”在我國，很難作為教育的正常環節來使用，這是公眾對教育功能的不理解所導致的。其實，受教育的階段，只是人生的特定階段，多元化的教育才是未來的趨勢；此外，“淘汰機制”程序上的不清晰也是公眾不接受“淘汰”的另一層原因，如果學生對制度不夠了解、在教學過程中又缺乏師生互動，學校的管理又呈剛性，面對最後被淘汰，或者退學的結局，家長和學生自然會不滿意。

當然，專家指出，淘汰本不可怕，其實，淘汰也可被看作是一種自然退出，或者二次選擇的過程。北京大學教務部副部長金頂兵介紹，“大學是培養人的機構。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個性和特點，適應不同的發展路徑。有的人可能不適合通過大學教育這條路徑來發展，但我們要尊重他們的選擇，尊重他們的個性。他們來到大學，也許發現大學不適合自己，有的同學可能有失誤，有的同學會退學，但退學不是被淘汰，而是為了尋找更適合的發展路徑。”

“淘汰”並非目的，而是手段——

“淘汰”機制的討論離不開教育培養過程的完善

淘汰，作為教育管理手段的組成部分，是教育的過程而不是懲罰的過程，雖然有人認為沒有懲罰的教育是不完整的，但應將其作為積極的手段，而不是消極的手段。一些專家指出，大學教育，目的是培養而非刁難。淘汰是為了更積極有序的教學，淘汰更多的學生並不是高等教育的自豪，目的在於發現問題、有效干預。甚至有專家指出，淘汰制度對於大學來説，是最後一道殺手鐧，如果前面的程序都做好了，根本用不到。

史靜寰認為，目前，公眾對教育的不滿意，更多的是在教育培養過程自身，大學培養人才的效果與公眾的期望有差距，因此，應該強化培養學生的過程，管理、教育機制的完善，探討如何利用考試、補考等一系列手段來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淘汰機制和激勵機制一樣，是為教育質量的提高，是為更多的學生接受更好的教育，促進學生更積極的學習。學校要有更明確、清晰的學業目標和水平要求，更靈活、彈性的管理制度，更透明清晰的管理程序，要加強教學過程中教學環節的管理，淘汰是最後出口，過程性、環節性的管理更為重要。國外階段性進入、階段性退出都很常見，多元化的培養模式，學分幾年內都有效。學生的自我管理同學校管理體制、社會同學校都積極互動，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或許，他山之石有可借鑑之處。記者瞭解到，美國的高等教育淘汰機制與我們恰恰相反，他們是“寬進嚴出”，即考上大學十分容易，有些地區甚至可以通過積累學分直接由大專院校升入大學，這就造成了他們“高淘汰”的結果。很多被淘汰的大學生可以回到專科院校繼續讀，積累夠學分仍可以進入大學，因此社會、家庭和學生本身的壓力都相對較小，“淘汰”並不顯得可怕。

西方高校機制是充滿彈性的，美國60%的學生是非傳統年齡(18—24歲)學生，且實行學分制，學生一入校就清楚自己的學業目標，這就很方便學生把自身選擇和學校的管理結合起來，既保證教學質量，又保證學生差異性的存在。

此外，幾位專家都談到本科教育階段學分制的必要性以及研究生培養階段過程中質量監控的重要性。專家們認為，如果在本科培養階段，學分制能夠真正得以實行，研究生培養階段，中期考核、質量監督等制度能夠真正落實、完善，那麼，或許終有一天，“被淘汰”會成為學生的主動選擇，因為那時“淘汰”已經不意味着失敗，而只是人生重新選擇的開始。

新聞回放

2009年夏天，畢業季節。南開大學又有33名博士生，因學習超期未達到畢業要求而沒有戴上博士帽。這使得自2006年首次對多名超期未畢業的博士生按結業處理後，南開大學淘汰的博士生累計達168名。

南開大學副校長、研究生院院長佟家棟介紹，“那個階段，博士生呈擴招態勢，博士生數量增長很快，我們感到，應從培養數量的增加轉向質量的控制。通過重新檢討現行的質量保障方面的措施，我們意識到，當時全國高校普遍未設立對博士生求學年限的限制，即使設有，也很難認真執行。” 2006年，南開大學校務委員會討論並全票通過，規定博士生的學習年限不得超過6年，到期仍不達畢業要求則遭淘汰。

“4年來，淘汰人數佔全部每年在學人數的6%至 10%不等，應該説淘汰的比例還是較高的。4年的政策實施，使得所有的學生都有了一個意識：如果不能按時畢業、如果論文質量無法保障，即使考進來，也僅僅是博士生、博士候選人而已，不一定能拿到學位，拿到學位的那一天，才能真正稱之為博士。”佟家棟説。(寧晨伊)

延伸閲讀

加拿大：一年級的高輟學率

加拿大大學一年級學生﹐6人中就有1人無法完成大學教育﹐14%的一年級大學生因學業成績輟學。

丹麥：平均淘汰率30%

丹麥大學學制一般為5年。大學的平均淘汰率為30%，部分專業高達50%－60%，故丹麥學生的畢業時間通常長於5年。

日本：各大學均為10%淘汰率

各大學均保持平均10%的淘汰率。其淘汰方式主要為課程考試和論文評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