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投入近千億元治污 水質仍差遭質疑

武漢市對中心城區的24個劣Ⅴ類湖泊實施清淤改造工程。亮亮攝(人民圖片)

邊治理邊污染，“再投910億元也沒用”

隨着長三角區域經濟的繁榮，太湖水質卻“連降三級”：從上世紀80年代的Ⅱ類水為主下降至Ⅴ類、劣Ⅴ類。當遍佈太湖周邊的上萬家紡織印染、化工製造、食品加工等企業，在為地方GDP增長作貢獻時，污染物也在急劇積累。

與太湖的命運一樣，巢湖、滇池也在當地政府和居民圍網養魚、圍湖造田、建廠興業的大發展之後，湖面萎縮，水質惡化。

近千億元鉅額投資為何治不好“三河三湖”的污染?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資源所所長王浩坦言，首先是湖泊治理方針、技術路線出現了偏差。“就水論水，強調用工程與技術手段治污，而忽略了管理制度的建設與完善，忽略了源頭上的節水減排。建起了污水處理廠，但是運行率低;沿湖的截污做到了，但是陸地上的排污截不了。”

王浩院士表示，我國在一些湖泊水污染治理和富營養化控制關鍵技術上，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這為防止我國湖泊水環境進一步惡化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光注重水域治理，沒有進行系統的流域管理，實現“水陸聯動”，就難以擺脱“先污染，後治理”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

“治污體制和技術路線不改變，再投入900億元也很難奏效，還是會邊治理邊污染。”王浩院士説。

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副理事長、國際湖泊環境委員會委員金相燦説，對我國淺水湖泊富營養化控制的思路與技術路線要認真反思。為治理這些湖泊，政府已投入龐大的資金，僅滇池就投入100億元，但效果不甚理想。

有關專家認為，傳統治理思路主要盯着湖泊水質做文章，水質又主要是COD、總磷、總氮3個指標，其實這只是湖泊富營養化問題的“冰山一角”。要認識廬山真面目，必須對水生態進行全面監測、診斷。首先要從規範流域內的人類活動着手，調整流域產業結構，從源頭上控制整個流域的污染物排放量，使其保持在水環境承載力的範圍內。

環保投入成“唐僧肉”，“擠一擠水分有40%”

記者在世界湖泊大會上採訪時，不少專家學者認為，環保投入的確是個“無底洞”。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王金南説，以前我們一直強調環保投入不足，但在“十一五”期間，國家的環保投入不斷增長，“十二五”期間預計還會加倍增長。“但是，真正用於污染治理、環境改善的有多少呢?”王金南説，“擠一擠水的話，我覺得可以擠掉40%以上。”

記者發現，一些地方治理江河湖泊，就是建廣場、鋪草坪、築園林，乃至修高爾夫球場，甚至將河道兩邊都砌成水泥牆。對此，王金南分析認為，這類“環保投入”更像一個個“形象工程”，有些不僅不能達到治污目標，反而是對環境的破壞。

“‘面子工程’造價很高，一些地方污水處理廠的樓建得很大很氣派，浪費的錢甚至可以再建一個污水處理廠。”清華大學環境管理與政策研究所所長常杪説。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一些環保項目資金使用不透明，對排污企業的環境執法不到位，導致環保投入“無底洞”深不可測。

更有甚者，環境治理的資金變成了“唐僧肉”。審計署調查發現，5億多元的水污染防治資金被挪作他用、虛報多領，36億多元的污水處理費及排污費被少徵、挪用和截留，涉及水污染防治項目資產閒置的問題金額超過8億元，有206座污水處理廠實際處理污水能力達不到設計要求。

“九龍治水”治不住一個湖泊

來自世界湖泊大會上的一組組數據更加令人揪心：過去50年，我國的內陸湖泊已經減少了1000多個;過去30年，我國被污染的湖泊面積已達1.4萬平方公里……

環境保護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張永春説，多年來，我國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治理湖泊，但是收效甚微，除了治污技術層面的因素外，也有體制上沒有理順的原因。

他説，在“十一五”規則出台前，我國對湖泊的污染治理沒有明確的責任主體。“十一五”規劃開始，我國明確政府主導的治理主體，但一旦出現污染問題都歸咎於生態問題、天災。實際上不少污染事件都是人禍，政府卻無法追究責任主體，關鍵原因在於沒有將湖泊治理從流域系統考慮，許多湖泊都跨了幾個省市，造成追究責任難。

中科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秦伯強説：“在治理湖泊污染過程中，技術不是關鍵，關鍵是管理，九龍治水，最後誰都沒有治好。”在我國，涉水、管水的部門多，有水利、環保、漁業、林業、航運等等，表面上看集中了眾多部門的力量，實現了治水事權的覆蓋，實際上卻不能達到“團結治水”的目的。

王浩院士説，水環境的治理，既要有穩定可靠的資金體系，也要有高效的流域管理體制和法制體系，對不同的管理部門的作用和職責進行清晰定位，並支持流域水資源保護環境改善的行動。破解“九龍治水”，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一條龍來治水，不用再你爭我搶，更不會出現事不關己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