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城市拉水價上漲序幕 政府被指退出公用事業

水價上漲的衝動源自於：一是資源價格有必要從原來的過低逐步上漲，這樣才能保證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從粗放轉變為集約；二是當前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大，越來越不願意對水務進行補貼。

從今年1月1日廣州自來水全面漲價開始，全國多個城市先後拉開了漲價序幕，關於水價上漲的理由的爭論一直沒有結果。在近日召開的第四屆中國城鎮水務發展國際研討會上，記者再次感受到了水價上漲的壓力和關於水務改革的激烈爭論。

聚焦1 “漲價”是水務改革無法繞開的話題

一方面，城鎮居民對水質和水價多有抱怨；另一方面，供水企業也有一肚子苦水。而“漲價”是整個水務行業無法繞開的話題。在研討會上，參會的水務企業和協會代表普遍表示水價太低，影響了行業發展和供水安全，“漲價”呼之欲出。

對於水價為何漲聲四起，國家信息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高輝清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漲價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國當前面臨經濟轉型時期，資源價格有必要從原來的過低逐步上漲，這樣才能保證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從粗放轉變為集約；二是當前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大，越來越不願意對水務進行補貼。

浙江省城市水業協會原秘書長洪覺民則將“漲價”歸因於政府的投入不足。他在研討會上指出：“城市供水的投資主體應當是地方政府，而水廠擴建、管道改造和延伸、供水一體化等現在都是企業自籌資金，企業的錢從哪裏來？結果就是漲價。”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馬中教授認為，水價改革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問題，各種漲價的理由其實都可以作出相反的解釋。比如“企業虧損説”，但怎麼虧的公眾並不清楚；比如“國際接軌説”，但國民收入並沒有與國際接軌；比如“節約資源説”，但用水是居民的基本需求。

高輝清指出水價上漲必須遵循的路徑，即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説，經營要讓水務企業保本，最好還有個微利，這樣才能在地方政府財政困難的時候，讓企業獨立自主經營，等財力有所好轉，還能進行升級擴建。同時，水務企業是非營利機構，所以價格不能無限上漲。從羣眾的接受程度來説，水價上漲的幅度不宜過大，各城市也不要集中漲價，應該分出先後。

聚焦2 “政府”一時成為“眾矢之的”

中國水務市場化已經走過了七個年頭，“是市場化方向一走到底呢，還是尋求改革新突破。”浙江省城市水業協會原秘書長洪覺民給出的答案是，現在到了“供水歸公”的時候。

“供水歸公”就是強調政府在公用事業中的責任，明確政府是公用事業的投資主體。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法規司副司長徐宗威也指出，城市供排水是公共服務，不管改革怎麼發展，政府的公共職能始終不能改變。

“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正是高輝清所認為的水務改革需要擺正的三大關係之一。其實，中國政府與水務企業發生密切關係的時間並不長，直到2002年建設部發布《關於加快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進程的意見》，企業才算是深入地參與到水務市場之中。2004年，建設部又頒佈了《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對政府主管部門和獲得特許經營權的企業的職責進行了明確界定。

然而，水務市場化似乎和政府退出公用事業劃上了等號。一些地方政府幹脆對國有企業“一賣了之”，最終不可避免地造成“赤峯水污染事件”這類悲劇的發生。

高輝清向《經濟參考報》記者指出，以前水務市場是政府主導型，企業運營費用直接從財政上撥，現在應該更多地貼近市場，往企業裏引入私人資本。但水務企業畢竟不同於一般的企業，帶有很大的公共性，所以還要保證政府對企業的控制力度。換句話説，即使百姓沒錢可交水費，也要保證供水的正常，這就只有依靠政府的控制力。

水務改革的第二組關係是“市場與監管”。郭鵬用“企業很受傷害”來形容政府監管不足所帶來的“痛苦”，他希望政府對“壞孩子”堅決打擊，對“好孩子”堅決支持。

瀋陽水務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國祥形象地説這是“渠沒挖好”，即監管機制還沒有建立和完善的時候，急於市場化改革，必然會產生種種不良後果。

監管機制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要建立“壞孩子”的退出機制。正如高輝清對《經濟參考報》記者所説，“企業運營水務，應該有盈利，但是如果企業存在利潤轉移，或者通過暗箱操作為自己牟利，就要讓其堅決退出”。

高輝清認為水務改革還要處理好“企業盈利與公共責任”的關係，當經濟情況不好的時候，即使企業賠本，也要保證水的供應。漲價也是一樣，要看當時的大環境，如果當時CPI漲幅過快，就不宜調整價格，而是要等待合適的時機。

來自企業的張國祥對於“公共責任”更是感同身受，他指出，“公用企業一定要講社會責任，沒有社會責任也就沒有立足之地，就將被老百姓和政府淘汰”。

不管是平衡哪些方面的關係，徐宗威指出，水務改革的本質是借用市場機制的辦法，利用社會資源和力量，加快社會公共事業的發展，解決公共產品需求問題。“水利萬物”，水務改革最終目標還是在於一個“公”字，最終才能真正獲得公眾的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