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哥本哈根會議五大爭議:體制問題成焦點

哥本哈根五大焦點爭議

對發展中國家來説，“適應”氣候變化的直接影響，如海平面上升時居民搬遷問題、農業減產問題，是他們最關心的。而對於發達國家來説，通過能力建設、使用新能源等長線手段“減緩”氣温升高和氣候變化的影響，才是他們的着眼點。

《瞭望東方週刊》記者戴聞名 上海報道

在哥本哈根的舞台上，有大國、小國、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非政府組織，各有目標，各有利益。在這出紛繁複雜的國際政治大戲裏，撥開迷霧，最核心和焦點的爭議在哪裏？

《瞭望東方週刊》為此專訪了多年研究國際政治背景下氣候變化問題的中共中央編譯局研究員曹榮湘。他也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氣候變化與人類發展譯叢”執行主編。該叢書第一階段三部著作《氣候變化的政治》、《氣候變化與民主的失靈》、《全球大變暖：氣候經濟、政治與倫理》將在哥本哈根會議期間出版。

爭議之一：“體制”內外

《瞭望東方週刊》：哥本哈根會議無疑將是一場艱難的談判。在你看來，最大的爭議點何在？

曹榮湘：我把哥本哈根最大的爭議，歸結為“體制”內外之爭。

所謂“體制內”，是指目前國際社會公認的兩大框架---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1997年達成的《京都議定書》。前者是一個原則性協議，後者則落實了具體的責任。

“體制外”則是指美國為爭奪氣候變化話語權和領導地位而主導的、脱離上述兩大框架的一些國際活動，比如美國推動召開的一系列氣候變化會議、簽訂的多邊雙邊協議、啓動的氣候基金。在美國的推動下，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已分別設立55億美元和2億美元的氣候基金，其總量已經超過了“體制內”的錢。

美國為什麼要這樣做？我想，是為了取代《京都議定書》，拋棄聯合國框架公約的原則共識，並回避自己的減排責任。這既是出於政治考慮，也有經濟考量。在哥本哈根，美國可能會以“體制外”資金已經足夠、減排協議已有等藉口，給談判設置障礙。

“體制外”對“體制內”構成了嚴重威脅，這可能也會是在哥本哈根首當其衝的、在台面上爆發的矛盾。

《瞭望東方週刊》：中國對體制內外談判的立場是怎樣的？

曹榮湘：中國政府認為，“體制外”是“體制內”的補充，歡迎“外”，但主張“外”只是輔，“內”才是主，輔服從於主。

《瞭望東方週刊》：那麼在“體制內”的談判又存在哪些最主要的爭議呢？

曹榮湘：我把“體制內”爭議總結為：一個目標，兩個主渠道，三個原則，四個共識。

“一個目標”是指到2020年，全球温度升高低於2攝氏度，或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小於450PPM。這個目標是聯合國下屬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經過科學研究得出的結論，也與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英國人尼古拉斯。斯特恩提交的著名的《斯特恩報告》結論一致。

但這個目標更多是代表了聯合國和歐盟的目標，美國人持有不同的觀點。獲得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的兩位美國學者諾德豪斯和魏茨曼就認為，温室氣體濃度只要小於700PPM都沒什麼問題。

“兩個主渠道”是上文提到的兩個國際公約。但目前，《京都議定書》的簽署國數量少於《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締約國，因此談判工作不得不採用“雙軌制”。在之前的巴厘島會議上，就成立了兩個工作組，一個是包括美國在內的框架公約締約國的“長期合作行動特設工作組”，另一個是“《京都議定書》特設工作組”。兩組同步開展工作，在本次的哥本哈根會議上都會拿出提議。

“三個原則”是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公正”原則和“可持續發展”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公正”是比較基本的共識，但也並非沒有異議。“可持續發展”原則是指發展中國家要在保證發展的前提下應對氣候變化，要將發展經濟、消除貧困、應對氣候變化結合起來。或明或暗，這一條原則目前所遭遇的壓力最大。

“四個共識”則比較具體，主要指：一，發達國家要為歷史排放和當前的高人均排放承擔責任，要承擔中期量化減排義務；二，發展中國家應根據本國國情，在發達國家資金和技術轉讓的支持下，儘可能地減緩温室氣體排放，努力適應氣候變化；三，應建立有效的資金機制，發達國家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持；四，應建立有效機制安排，促進環境和氣候友好型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提高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

但這四個“共識”，其實並不是絕對的共識，經常受到發達國家的挑戰。一二三四加起來，這十點的每一點都處於爭議之中。可想而知，哥本哈根會議將何其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