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訪撿金女梁麗 怕報復和輿論壓力放棄國家賠償

梁麗現在靠照顧自己的兒子和妹夫家的女兒打發時間,藉以忘記這段沉痛的往事
中國江蘇網報道:在深圳機場的正前方,坐落着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落,它就是下十圍村。村子的南方有這一排工廠廠區,不時有穿着藍色工服的工人出沒其間,遠處建樓的吊塔發出鋼鐵撞擊的響聲,街上小販沿街叫賣,構成了一副典型的深圳圖案。
梁麗家就住在這裏的福圍商業街,雖説是商業街,但街上只有三三兩兩的幾個店鋪,到了晚上冷清更甚,街上連路燈都還不曾安裝上。梁麗一家是剛剛搬到這裏住的,出事前他們一家住在離這裏不遠的廣渠一巷,她的老公劉建華説,住在這裏一是房子大了些,照顧梁麗的母親方便,二是覺得以前的地方晦氣,想換個地方住了。
2009年,對於梁麗一家人來説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年份,它也是劉建華的本命年,劉建華説,我本來不信命的,現在信了。而讓梁麗回想起這場“命運”的開始,回憶變得艱難而苦澀……
她至今不敢相信撿的是金子
那天,深圳機場平靜如昔,這並不是一個特殊的日子,旅客們像往常一樣急速奔走。廣播再也沒有響起,也沒有人尋找這樣一個普通的箱子,讓梁麗更加確信,它是一個被遺棄物。
正是在那天中午吃飯時,同事告訴他箱子拆開了,裏面黃燦燦的,好像都是金子。但梁麗不相信,她以為這頂多是黃銅打造的飾品,不然不可能被人遺棄。梁麗説她至今不敢相信那就是一箱金子,一般人一定不明白看到一箱金子的感覺,説我為什麼不願意相信它是金子?但我從鄉下來,一輩子也沒見到過幾塊金子,何況是這麼一大箱,我從心理上沒有辦法相信。要是説,當時這些首飾被放在一個精緻的盒子裏,或者就是地上一個包裏面放了一根金條,那我肯定相信。
在這種心態下,梁麗的幾個同事還拿了幾塊回家給孩子玩。同事曹萬義甚至拿了個項鍊給自家的狗刷在了脖子了,供孫子玩。於是,下班後梁麗將箱子帶回了家。
梁麗原本的想法是,下班後拿着這箱子東西去街上擺地攤賣,一個3塊錢,大點的5塊錢,也能賣點生活費補貼家用。然而,當下午4時許,幾名身着警服的辦案人員就來到了梁麗的家裏,梁麗便知道連這個簡單的願望都沒辦法實現了。她很快交出了帶回家的金子。劉建華説,其他同事家警察也都去了,看來當時並不確定是誰拿走了金子。
梁麗被帶到派出所的時候,她還穿着睡衣,臨走的時候,梁麗還想着做完筆錄就能回來的,但沒想到這一去就是9個月。
一個農民工的自我救贖
自那晚,劉建華和兒子的心中多了一個期盼,就是梁麗能在睜開眼的時候回到家裏,但一日復一日,劉建華的這個夢破滅了,幾次申請見梁麗一面未果後,他的思念轉化為恐懼,他要為妻子儘自己的所有努力。這個錚錚鐵漢,想起當時的心境,依然忍不住掉下淚來。
劉建華的想法很簡單,就是妻子需要一個律師,即使傾家蕩產。於是,劉建華幾乎奔走完了深圳所有的律師事務所,詢問對梁麗案的辯護意見,他甚至找到了法學界的權威教授趙秉志和張明楷,想要效仿許霆案出一份法律意見書,可同大多數專家一樣,兩位專家只能給他講述法理,讓他明白事件的“着力點”在哪,但不能出具法律意見書。最後,他通過河南省駐深圳辦事處認識了現在的律師司賢利,司賢利挺胸而出,免費為梁麗擔任辯護律師。
劉建華當時已在深圳勁嘉彩印集團上班近3年,從事印刷機器維修工作。梁麗出事後,9歲的兒子原本開朗的性格也變得不大説話,整天陰沉着臉,梁麗80歲的老母親為此天天以淚洗面,最後都看不清東西了。隨着媒體的報道,劉建華單位的領導也知道了這件事情,就把他調到了夜班。那段日子,劉建華常常是夜裏在單位上班,白天穿梭於深圳大學法學院和各律所,睡覺都是在公交車上。專家其實真的不容易,還好的是社會上還是好人多。”劉建華説。
同時,社會上一些人特別關注梁麗案,要為劉建華捐錢捐物聲援他,其中最讓劉建華印象深刻的是深圳錢安科源新材公司的總經理錢邱安,即使在外地,他也經常給劉建華一個電話就打一個多小時。
劉建華是愛梁麗的,愛的深沉。走在他家門口的小巷子裏,他説,沒有了梁麗這個家也就散了。做所有的努力,唯一的希望就是梁麗能回來,要是梁麗被關押一輩子,他也不會活下去,他甚至懷着對這個社會的抱怨,想過要走上極端的道路。那一刻,他的面部表情由凌厲變為哀傷。
她該不該面對道德審判?
2009年9月10日下午2時30分,當劉建華在車間裏上班時,檢察院忽然打來電話,要劉建華前去為梁麗辦理取保候審,而這一刻,劉建華和律師司賢利已經努力多次。
當劉建華第一時間趕到看守所時,鐵柵欄外早已站滿了記者,但那一刻劉建華是悲哀的,他真不敢相信記者都比他早得到消息,但他看到妻子的那一霎間,夫妻倆就抱頭痛哭了起來。“我又沒幹啥壞事,幹嘛關我9個月?”面對妻子的疑問,劉建華也不知該從何説起。
梁麗被關押,在河南老家,劉建華甚至沒有告訴一位親戚朋友。當5月份媒體報道出了梁麗撿金案後,家鄉的親人才紛紛打電話來詢問事情的情況,劉建華年邁的母親也趕到了深圳。但是,在河南農村盜竊入獄是一件很見不得人的事情,所有的親戚朋友也都閉口不提樑麗,劉建華始終是那樣的孤立無援。
於是,當梁麗出獄後,他選擇了申請國家賠償。劉建華説,不為錢,只為檢察官最後的通知上,仍然把梁麗寫為“犯罪嫌疑人”,依然給梁麗定性為“侵佔罪”,他們需要一個清白。
然而,即使在梁麗入獄時,依然有聲音質疑梁麗的道德,她沒有違法,但是她不夠道德。在梁麗申請國家賠償後,輿論紛紛對梁麗持批判態度,認為梁麗是有罪的,只不過是丟金方不予追究,並非説明她的行為就沒有瑕疵,梁麗申請賠償的行為踐踏了道德,她遭遇空前道德批判。
然而,在並不富裕的下十圍村,幾名村民卻説,誰會看到地上有錢不撿到自己的包裏呢?誰有會撿錢了交給警察?數額多少這不是標準,行為的性質是一樣的。劉建華也説,別人都在對梁麗道德批判,可她只是一個根本沒有文化的農村女人,即使是一個學識淵博的教授,他就一定能做到拾金不昧嗎?
但就是這樣一個人人都會做的行為,梁麗卻在看守所裏度過了漫長的9個月時光。
最希望去深圳市內走走看看
面對質疑,劉建華和律師司賢利商量後,決定暫時放棄申請國家賠償。他們擔心的是,當地個別人對他們的報復,他們擔心因為撿金案出了監獄,卻因為瑣碎小事而再次難見天日。他們不再相信法制,他們真的是怕了。
“能讓你們出去,也照樣能讓你們進來!”這是一個陌生人威脅,這也成為這個家庭揮之不去的陰霾。而僅靠劉建華一人收入支撐起來的家庭,卻舉步維艱。梁麗體內的腫瘤卻還沒有完全消除,她的左眼依然殷紅如血。
就在兩個多月前,深圳同仁婦科醫院剛為梁麗做完了子宮肌瘤手術,並通知梁麗複檢。但梁麗卻説,人家已經給免費做了手術,現在再去讓人家給做檢查,覺得特別不好意思,所以還是不去了吧。
事情過後,雖然深圳機場也説過還是歡迎梁麗回去上班,但梁麗卻已經怕了。劉建華説,把她從老家接過來,主要是為了照顧孩子上學,一開始就沒想讓她出去工作,以後也不出去了吧。而梁麗自己卻一心想回老家,她有些想家了。但是她卻説,不知道如何面對家鄉人,等來年開春再説吧。
等兒子小學畢業了,劉建華説還是想換個地方去工作,擺脱2009年的陰霾。但這還有兩年的時間。現在劉建華最想做的,是帶着梁麗去深圳市內走走,去看看中山公園,去看看歡樂谷,去看看深圳的海。但是,他天天上夜班,週末也沒有休息,於是在外人看來這麼簡單的願望竟成了這個家庭的夢想。
在梁麗家簡易的牀頭,梁麗坐在牀邊聽着丈夫敍述關於自己的故事,説“這一年,差點毀了這個家,最感謝的人卻還是他。”(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