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沛阿旺晉美口述：1951年，西藏回家了

西藏和平解放後，人民解放軍與藏民在布達拉宮前歡度新年。圖片來源/新華社

1951年 西藏和平解放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問題達成協議，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和平解放結束了西藏近代以來遭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侵略的歷史,使一度離散的遊子重新回到母親的懷抱,為新中國的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大業,同時也為西藏的民主改革和民族區域制度的建立、為西藏的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口述者：阿沛阿旺晉美

藏族，1910年2月生，西藏拉薩人，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51年任西藏地方政府赴北京談判的首席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1951年春，西藏和平談判代表團到達重慶，受到賀龍、劉文輝等人的熱烈歡迎。劉文輝，是西藏比較熟悉的人物。隨行人員金中悄悄對我説：“共產黨對這樣一個大地主、大軍閥，不僅沒怎麼着，相反，還給這樣高的地位，讓他講話，致歡迎詞，共產黨的政策並不像謠傳的那樣。”我聽了點點頭。後來，見到鄧小平，他給我講解放西藏的原因和必須解放西藏的道理，講了共產黨的政策，給了我一份西南局和西南軍政委員會制定的“十條公約”作為和平談判及進軍的基礎。這些都進一步提高了我對解放軍的信任程度。

代表團到達北京時，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出乎意料，周恩來總理親自到車站迎接，使我非常感動。朱德總司令為歡迎代表團舉行了宴會。“五一”節在天安門上，我頭一次見到毛主席。毛主席對我説：“你們長途跋涉來到這裏，辛苦啦。好好休息，你們來了好。”他們都沒提有關和談方面的內容；對我們的到來，都給予了肯定和歡迎。氣氛非常融洽，問寒問暖，接待也很熱情周到。我想，這實際上就是談判的開始吧。

代表團內部先統一了思想

我們經陸路來的代表和經印度來的代表碰了一次頭。他們帶來了西藏地方政府關於進行和談的五項條件和內部掌握的要點，還帶有蓋章的公開文件。我們在昌都時，曾拿到西南軍區制定的“十條公約”，並且仔細地研究過，基本同意以此作為談判的基礎，打算在這些條條上作些改動定下來，變成談判的協議。但是，和經印度來的代表帶來內部掌握的條件相比，兩者的距離太大了。

我們五位代表坐在一起商討這些問題時，我發現經印度來的代表與從陸路來的代表在思想上存在很大的差異，出現了難以相處的局面。這樣，我只好把準備談判的根本任務暫時放下來，首先幫他們解除思想疑慮。我們內部思想的不一致，不在協議條款本身，而在於對共產黨的認識。我把在昌都見到的解放軍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堅持民族團結、平等的情況，向他們作了介紹，説明解放軍不住寺廟，連老百姓家也不住，而是住帳篷，在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也從不損害老百姓的利益。桑頗和土登列門也介紹了在昌都親眼看到的情況。總之，通過這些去解除他們對共產黨的疑慮。金中當時是下級官員，很有勇氣，也跟他們講了解放後的親身感受，講得生動具體，有聲有色。

在五位代表中，有兩位同我是親戚關係，一位跟我合作共事多年，還有一位與我關係也好。我同他們之間商談協議條款，認識比較容易接近。我同凱墨個別談過必須同意往邊境派駐解放軍的道理，否則，就無法進行談判；而要同解放軍合作，就要成立軍政委員會。這樣，凱墨沒有什麼阻力，其他代表也很順利地取得一致意見。

代表的思想統一了，又一致決定：在談判中，一般問題不請示。這是很關鍵的一着。因為你向噶廈（編者注：即西藏前地方政府行政機構）請示一個問題，他就要回答一個問題，如果不同意，不僅拖延時間，還沒法處理，甚至無法取得談判成果。

班禪問題曾使談判一度陷入僵局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雙方代表開始談判。通過交換意見，醖釀討論，我們代表團一致認為，向邊境派部隊守衞，是一個國家的責任，不派不行。再就是，解放軍進西藏，中央代表也到西藏，沒有一個統一的機關，不好開展工作。軍政委員會就是這樣一個機關。既然軍隊都同意進去了，成立軍政委員會也就是件小事了。我作為全權代表可以接受，但是，中央必須給我提供一個便利條件，就是：我們代表可以接受在協議上簽字，西藏地方政府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如果同意，當然就沒有問題了；如果不同意，達賴喇嘛就在西藏呆不下去。我們的意見，應當允許他逃到印度，在印度觀察西藏的變化和發展。經過一段時間，他對西藏解放後的情況瞭解了，疑慮消除了，願意回來時，應准許他返回，並維持原來的地位和權利不變。我們提出把這一條列入協議。後經中央反覆討論，不同意寫進協議；但可以形成一個附件，雙方各執一份，對外不宣佈，同樣起作用。

協議草本已經擬定好了，附件草本也定了下來，就等雙方代表舉行簽字儀式了。就在這時，中央提出把班禪問題寫進協議條款。這個問題一提出，幾乎使整個談判破裂，這是談判中碰到的一個主要問題。

歷史上，噶廈與札什倫布寺之間發生不和，積怨很深。因此，在這次談判中提出承認班禪問題，包括我在內，所有的西藏代表根本不能接受。我們説，現在是中央和西藏地方的談判，要討論解決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問題，班禪的問題與此沒有關係，希圖這次解決札什倫布拉章與噶廈政府間的關係問題，根本不行。班禪問題，可以在協議簽訂以後，另找機會由中央、西藏地方政府、札什倫布拉章一起討論解決。但是，中央堅持一定要把班禪問題包括在協議裏面。這樣，雙方堅持己見，使談判僵持了好幾天。

一天下午，孫志遠打電話來，問明天上午9點與我會晤行不行？我説行，我就是為談判的，怎麼不行？第二天，孫志遠準時到了北京飯店。我們倆個單獨進行會談，由平旺作翻譯。孫志遠仍堅持中央代表團的意見，我們不承認有這個問題，採取完全迴避的態度。

我們從9點談到中午，三個人吃了飯又繼續談。一直講到下午五六點鐘，最後，孫志遠説了一句：“你看這樣辦行不行？是不是在協議裏寫上這樣的內容？即：恢復九世班禪和十三世達賴喇嘛和好時固有的地位和職權，這樣行不行？”

孫志遠這一句話打破了多天的談判僵局，我想了一會説：“單是這樣寫是可以的！”我們承認了這一條。第二天重新開會時，就把它定下來了。因為這一條關係重大，而且西藏地方政府未授權代表團談判這個問題，所以，不得不請示。後來，亞東噶廈覆電同意承認班禪靈童問題。至此，所有的問題都統一下。這場談判也就順利地結束了。雙方立即在協議上籤了字。

和平解放西藏協議的簽訂，標誌着西藏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標誌着藏漢民族團結關係的增強，同時，西藏人民也從此走上繁榮幸福的道路，我為此感到歡欣鼓舞。

（摘自《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5期《阿沛阿旺晉美回憶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談判經歷》，文中標題為編者所加。）

(中國經濟週刊)

責任編輯：朱穩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