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泄露了艾滋病感染者的秘密

《瞭望東方週刊》記者周範才 | 湖北崇陽、武漢報道

11月1日，阿地（化名）登上了從武漢開往北京的火車。在此後幾天的一個艾滋病感染者交流會議上，他再一次確認了一個信息：國家不會把他消滅掉。

自2008年6月被確認為艾滋病感染者後，年僅28歲的湖北崇陽人阿地和他剛剛新婚一年的24歲妻子麗麗（化名）一直為此擔憂着。

同一天，湖北當地媒體披露了一則消息，稱“湖北崇陽縣發現73例艾滋病感染者”。經網絡轉載後，這一消息廣為傳播。

“我們給害慘了。”湖北省崇陽縣委宣傳部宣傳科科長蔡亞君告訴《瞭望東方週刊》，看到這一消息後，原本辛辛苦苦通過招商引資吸引過來的投資商很多都打起了退堂鼓。

阿地和麗麗夫婦正是“七十三分之二”，他們和崇陽當地的眾多百姓、官員一樣，時至今日依然被頭頂上的“艾滋陰雲”籠罩着。

崇陽的病例數在全國平均水平以下

崇陽縣地處湖北省東南山區，離武漢有三小時車程。

11月初的報道讓它一夜間聞名全國，“艾滋縣”的名聲不脛而走。

媒體報道稱，截至2009年9月底，該縣發現73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名是農民，59例是外出務工期間感染。

對這一數字，崇陽某鄉村民大兵（化名）並不奇怪。他告訴本刊記者，據他的觀察，真正的感染者數字只會比這更多。

崇陽縣疾控中心退休幹部陳德甫也向本刊記者透露，如果繼續加大檢測力度，將會有更多的感染者被發現，“其他的縣不是沒有，是沒有去檢測。”

湖北省疾控中心一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向本刊記者介紹，外界對崇陽發現73例艾滋病感染者的解讀有誤，“當地從發現第一例到現在總共有73例，並不是今年一年就有73例，實際上今年新發現只有十幾例。”

該官員進一步表示，崇陽的病例數依然在全國平均水平以下，“並不是很嚴重”，“當初是根據省裏的要求組織記者下去採訪的，本來是説崇陽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

武漢科技大學教授吳熾煦向本刊記者介紹，感染者“發現得越早越主動”，只要治療方法得當可以實現長期存活。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一方面是當地加大檢測力度，另一方面卻是可疑人羣的極力排斥。

大兵的妻子江妹（化名）也在2008年初被證實為艾滋病毒感染者。在此之前，她的工作是“小姐”，從業近十年。前兩年發現患婦科病，由於醫生的警覺，她被建議速去檢測。

從醫生的神態中感到異樣的江妹選擇了迴避，她的擔心和阿地一樣：“聽人説誰有這個病要被關起來。”

江妹告訴本刊記者，她被檢測出感染艾滋病後，很長一段時間內被當地村民隔絕，“連麻將也沒人和我打。”

安全套

在崇陽檢測出的73例艾滋病感染者中，除三例是因為吸毒和輸血感染外，其餘70例都是因為性傳播感染。

江妹向本刊記者坦承，她早在1997年就被人誘騙到崇陽做了一名“小姐”，迄今依然和當地的不少“姐妹”保持着很好的關係。

江妹1997年小學畢業後，因弟兄姐妹眾多，她隨着“打工潮”南下廣東，不久認識了一個崇陽男人，談上了戀愛。此後，江妹就被男友帶到了崇陽，被迫成為一名“小姐”。

“那些年主要是自己年輕，一個月賺得多可以拿到兩三萬。”江妹認為，她應該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染上艾滋病的。

但是直到最後被確診感染，江妹也不敢相信，“只知道這病很厲害，得上了就得死。”

她向本刊記者坦承，在和客人交易時，她並不清楚安全套能有效降低艾滋病的感染幾率。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教授吳均林曾對湖北省多個地方的艾滋病感染情況做過調查，他發現，感染者對哪些防護措施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風險知之甚少。

一個不容迴避的現實是，通過性傳播感染艾滋病的比例正在逐年上升。

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09年6月底，湖北省累計報告的艾滋病毒感染者5132例中，經性和注射吸毒傳播的比例明顯上升。該省2003年發現的感染者中，這個渠道的感染人數只佔11.5%，而2009年上半年，同一比例為65.39%。

不過，近些年因為當地疾控部門加大宣傳普及力度，有關人員的防艾意識有了顯著增強。

陳德甫退休後，負責一個名為“銅鼓博愛小組”的草根組織，推廣使用安全套，“我們設有監督員，去旅館、KTV、娛樂場所宣傳。”

在娛樂場所推廣百分之百安全套使用項目，正是湖北省的成功經驗之一，並曾經向其他省市推廣。在武漢市疾控中心就設置有專門的“安全套項目管理辦公室”。

湖北省疾控中心某官員向本刊記者表示：“這一措施效果很好，但是因為在某些省推廣不夠，所以潛在感染的危險很大，而且廣泛存在。”

吳熾煦也在調研中發現，目前，湖北“很多地方的小姐的戴套率還是很高的”，這跟有關機構和志願者的宣傳教育有關，“甚至包括跟客人怎樣討價還價，都是培訓的內容。”

上述官員也表示，崇陽此次披露的73例艾滋病感染者中，有59例就是在外打工期間感染上的，這説明“有效控制了縣內的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