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太：我永遠都不可能成為下一個“李莊”

從幫助農民工打官司到幫助黑社會打官司，周立太有着普通律師一輩子都難有的複雜經歷

周立太：我永遠都不可能成為下一個“李莊”

“你那麼有信心絕對不會成為第二個李莊嗎？”記者問道。

周立太從椅子上站起來，盯着記者，提高了嗓門，“我周立太不可能，永遠都不可能成為第二個李莊。我一輩子都沒請過法官吃飯，我一輩子都嚴格按照現行法律和行業的規範執行……”

我周立太永遠都不可能成為“李莊”

“有人説現在李莊被抓了，趙長青、周立太還不是吃香的，喝辣的，都沒有動他們一根汗毛……”周立太臉上的肌肉緊繃起來，滿臉氣憤，儘管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成為李志剛的辯護律師後，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罵他，但還是不能接受被人拿去和李莊相提並論。“周立太和趙長青沒有觸犯法律，當然就不能抓周立太、趙長青嘛……”

“我周立太不可能，永遠都不可能成為第二個李莊。我一輩子都沒請過法官吃飯，我一輩子都嚴格按照現行法律和行業的規範執行，我決不損害他人利益，也不損害司法公正。我對我律師所的人要求都很嚴，先做人後做律師。”周立太從椅子上站起來，盯着提出“你就那麼有信心絕對不會成為第二個李莊嗎？”這個問題的記者，提高了嗓門，底氣十足地回答。

早在媒體對外公佈李莊被抓之前幾個小時，周立太就通過媒體的朋友知道了這件事，當時他就謹慎地對記者説，這件事要用證據來説話。“他説有人説這次是故意整律師，我首先不贊成這種説法，因為我是個律師，所有的事情必須講證據。抓李莊要有證據，説政府故意整律師也要有證據。”在周立太看來，重慶打黑現在不僅在國內，在國際上都處於風頭浪尖，如果沒有任何事實、證據，重慶警方就抓多名律師，那將要承擔很大的風險。

“所以，目前來看，我們只能相信警方的説法。”在對李莊案無數的爭論聲中，周立太選擇相信警方的説法。

中國的律師這樣發展下去 我很擔憂

寬大身材的周立太身上，有太多職業氣息，比如大嗓門，能説很長時間而讓別人無插嘴的機會，習慣用具體的事例來佐證自己的言論等。在採訪中，最容易讓周立太激動的話題，就是目前律師行業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每每這時，他便會提高好多個分貝，在房間中來回地走動，舉各種不同的例子。

“一個律師進去了，其他律師就説我們要想辦法營救他，撈出來。那假如一個公務員被抓了，是不是所有的公務員要把他撈出來呢？法律人對這個事要用法律的方式來評判。”周立太非常不滿有些律師在李莊被抓之後，提出的要把人撈出來之説。在他看來，李莊案不管結果怎樣，最重要的是對律師們起到一個警戒作用，思考為什麼現在律師的社會印象不好。“現在網上的評論有兩塊，一方是臭罵律師的，一方是説司法機關亂搞的，這兩個聲音都是不理性的。”

自李莊案出現以來，律師界爭論最多的，便是這樣的事件、某些媒體具有引導性的報道和網友的評論，會對律師的形象產生負面影響。在一家律師類雜誌工作的記者曾説，律師們對於自己行業內部的問題都很清楚，所以他們雜誌就不去揭黑了，因為大家都知道，都避諱。

“一個學法律的人，如果玩弄法律，將是歷史和社會的悲哀，所以我説出賣靈魂比出賣肉體更可悲。”周立太並不避諱律師中學法不守法，學法不怕法的現象，“有女律師打官司打到法官牀上去的，也有法官判案判到律師牀上去的，我説啊這樣的律師比賣淫女還不如……”當週立太説完這句話後，記者問他稿子中能用麼，他不置可否地嗯了幾聲。

其實，最讓周立太難以釋懷的是，現在越來越多有“背景”的律師，正在擾亂律師行業中的規則。“那些有錢的人，都喜歡找有背景的律師，都以為開價高的就是好律師，名律師。有些律師就直接説，給我多少錢，我給你撈出來……”作為從底層一步一步“打”出名來的周立太，他沒權沒背景也沒錢，所以至今，他的重心依然是給農民工打官司。

“律師不但是個職業，而且應當用他的職業推動社會和法律的進步。我們作為法律人，要維護法律的尊嚴，保證法律的正確實施。”周立太評價自己是一個講規則的人，因為在他看來，法律和其他學科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學規則、講規則，否則社會就會亂套。但越來越多的現實讓他擔憂，“我到很多大學去做過演講，很多年輕人選擇學法律就是為了賺錢，為了名和利……坦率地講，我對中國律師這樣發展下去很擔憂。”

什麼都看不到 我就是“瞎説”

從趙長青、周立太等律師開始替“黑社會”辯護，就不斷有《南方週末》等媒體報道，在打黑背景下，律師們都不願意接手這樣的案子，因為發揮空間太小。

“説穿了，就是明顯有一些法律外的因素干擾。”周立太直言道，這些因素包括：開庭過程中要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聽起訴書，庭審完要開會聽他們的意見；有關部門專門發文給律師，要求他們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等。重慶高院規定的不減刑、不假釋、不緩刑等。

周立太作為涉黑被告人李志剛的代理律師，因為提前見不到被告人，看不到案卷，看不到證據，只能在法庭上瞎説，“其實，瞎説是一個諷刺性的語言。”他苦笑。在辯護結束後，很多律師選擇少説或不説，包括趙長青，但周立太依舊敢説。

“庭審那天，那個法官有點走形式，我就講，請審判長注意，保障律師和被告人的辯護權是我國法律的基本原則，如果程序不公正談何實體公正。那天好多人聽，當時法官就很不舒服。”“有次我問被告人事情，法官説你不要囉嗦，我當時就大聲地説你才囉嗦呢。”在周立太看來，重慶打黑很重要，但打黑不是黑打，所有的程序都是必須的。“人家黑你不能黑吧。”他調侃道。

早在10月13日，周立太就表達出“打黑要避免運動化、防止擴大化”的觀點，當時整個社會對打黑還是一片叫好聲，此言論一出，無數板磚飛向周立太。“當對一個社會事件，只有一種聲音的時候，就不正常了。”周立太認為在一個有不同價值觀、文化背景的社會中，應該有不同的聲音，自己在那種情況下説出這樣的話，是理性並負責的。“那個記者説你怕我寫出去嗎，我説你寫就寫出去，因為這是事實。”

周立太所説的事實，來源於對他代理的涉黑被告人李志剛案件及其他一些案件的瞭解。比如在他的瞭解中，李志剛和“開縣一霸”李義僅是一個鎮上的，開中巴車的李志剛因為和他人發生糾紛，就把人家的中巴車給砸了。在他看來，這就是構成了毀壞財物罪，和李義的黑社會團伙聯繫不到一起。而在這次打黑中，李志剛的父親和弟弟，都被抓，分別獲刑7年、17年。

當問起周立太，從他説出“避免運動化、防止擴大化”後，對重慶打黑有沒有起到一些影響。他挺肯定地説，還是起到一些影響，最起碼開始引起了官方及民眾的思考。“王立軍局長上次講過，重慶自成立直轄市以來，有60萬件案件沒有破，也就是一年5、6萬……所以説，打擊犯罪，要建立起長期、良好的常態機制來打擊，不能是動態的。往往通過運動的形式來完成的，都會擴大化。”

這本書不會被封殺

“我有理由相信這本書不會被封殺。為什麼？因為這本書裏沒有反政府、反社會的話，只是揭露了周立太在深圳多年來打官司的事，而且好多現象已經被法律法規進一步完善了，是一個進步的體現。”周立太所説的書，是指陳文定給他寫的傳記《從底層滾出來》。據陳文定了解，周立太應該是國內第一位以傳記形式出書的律師。

雖然周立太相信他的傳記不會被封殺，但他依舊敏感。為給新書做宣傳，陳文定曾聯繫北大和人大，希望能合作辦演講。最終，北大以周立太在這段時期太敏感，人大以所有的新聞稿件必須經他們審核後方能發佈為由，或正面或委婉拒絕了這次合作。

在和周立太的長期接觸中，陳文定發現這位被媒體聚光最多、在國際上都知名的農民工維權律師，其實是極懂政治，極會講話的，比如面對不同的媒體，他知道説不同的話，知道什麼該説什麼不該説。而且更讓陳文定感興趣的是，這並不是一個“高大全”式的人，相處時間久了，就會發現他的粗魯，講髒話，缺乏團隊精神、知識面不全等各種缺點，也會發現他近似於冷酷地講究原則性，善於思考等優點。

“在隨便哪家媒體上都能找到周立太的新聞，但在任何銀行裏都找不到周立太的存款。”周立太常在媒體前説起這句話。從他向農民工討要律師費開始，“錢”便是與周立太有關的新聞中，被提及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哪怕是在替黑社會團伙辯護的新聞中，他也被指收了黑社會的黑錢。“我就收了五千塊錢，還交了幾百塊錢税，還得出來回的路費……”這樣的解釋周立太已經説過很多次，但還是不斷有人懷疑。

周立太缺錢，儘管他早在前幾年有關方面就評估其“名值千萬”。“我現在就像在股市，被套牢了一樣，不得不繼續給農民工打官司。”周立太並不隱瞞他不想再打農民工官司的想法，因為14年來農民工們累計拖欠律師費已近500萬。

“深圳寶安區要建立一個農民工博物館，希望能把我多年來辦的案子資料，作為館藏。我就直接跟他們説，希望能給我錢，因為我是一個窮人。”除了和博物館商量合作外，周立太還在和一個導演商量拍電視劇的事情，那個導演計劃把周立太的故事拍成電視劇，這個想法讓周立太心動，但資金是個大問題。在採訪的最後，他給記者説，要不問問你們老總，看他有沒有興趣投資，我保證肯定好看。

“你覺得自己還是底層嗎？”

“還是，儘管從名氣上看，我不是。但本質上，我還是一個底層人。因為我還在替底層的人打官司。律師本來就是一個社會工作者，不要牛得不得了，其實就是一個職業。”（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