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增長：新規則，舊公司 - 彭博社

中小企業在運作：在家族擁有的建築公司Jaeger & Brommer，19名員工每年製造大約一個樂器托爾斯滕·福斯在德語中，die rote Laterne——掛在火車最後一節車廂上的紅燈——是指最後一名的俚語。不到十年前，德國人還在想這是否是對他們自己拖沓國家的恰當描述。德國生產高質量的技術，但似乎受到老齡化、規避風險的人口和僵化的商業文化的制約。2005年，德國的10年增長率只有美國的一半，失業率更是超過美國的兩倍——德國的小型和中型製造商，通常是家族經營的——似乎是歐洲工業過去的遺物。

這一切都改變了。德國現在的增長速度超過美國，失業率更低（8月為7.6%對比9.6%）。在第二季度，其經濟以年化9%的速度增長。9月16日，聯邦勞動局的IAB研究所預測，儘管工作年齡人口在減少，德國的就業人數將達到統一以來的最高水平。當美國與日本式的通貨緊縮調情時，德國面臨的迫在眉睫的問題是工人短缺。“德國經濟仍然是歐元區的展示窗，”位於布魯塞爾的ING集團（ING）經濟學家卡斯滕·佈雷茲基説。

德國是歐洲最大的經濟體，擁有8200萬人口和2.4萬億歐元（3.23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橫跨萊茵河到奧得河——是歐盟東西部的樞紐。

其新獲得的成功經歷了二十年的積累。早在1990年，統一為德國公司，主要是在前東德，打開了大規模投資的大門。1999年，歐元的採用使得德國馬克被高估，迫使德國公司削減成本並提高生產力以在出口市場競爭。更重要的是，2003年在總理格哈德·施羅德的領導下開始的勞動市場措施使得僱傭和解僱工人變得更加容易，而德國的公司也證明了其靈活的競爭能力。在這一成就上，德國可能成為其他與新興市場競爭的西方經濟體的榜樣。

德國企業將統一視為一個增長的機會。默克KgaA的首席執行官卡爾-路德維希·克萊表示，這激勵了國家的企業，這是一家與默克（MRK）有歷史淵源的家族控股藥品和化學公司。“統一在投資、創業和創造新事物的意識方面給德國經濟帶來了嚴重的推動，”他説。

勞動改革發揮了重要作用。在1990年代初，西門子（SI）和大眾汽車等跨國公司通過與工會達成協議來應對全球經濟低迷，這使他們能夠選擇退出集體工資協議。1994年，公司擺脱了限制臨時工任期僅為六個月的規定，之後他們必須成為享有全部福利的正式員工。這些協議，加上1999年歐元的引入，給德國帶來了短期成本，但長期收益，使公司在招聘方面更加靈活。

這只是一個開始。德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到2003年，施羅德總理——因其不妥協的方式被稱為“巴斯塔總理”——已經受夠了。經濟再次陷入衰退，失業率高企，社會福利系統資金不足，瀕臨崩潰。施羅德，左傾的社會民主黨和綠黨聯合政府的領導人，威脅工會：如果他們不自願同意新的工資和招聘規則，他將把這些變成法律。這使得公司能夠打破繁重的工資協議。就他們而言，德國工會放棄了工資增長，以換取工作保障。

在2004年11月，福斯汽車公司的工人同意凍結工資和削減成本，價值20億歐元，因為該公司連續七個季度利潤下降。

施羅德推動勞動市場靈活性的運動在2005年以名為“議程2010”的改革方案達到高潮。工會對此深惡痛絕，因為這通過削減失業救濟金、要求工人支付一小部分醫療費用，並對失業者施加更多壓力以接受低薪工作或與其培訓領域無關的工作，妥協了德國的“從搖籃到墳墓”的安全網。

瑞士伯爾尼大學比較政治學教授克里斯汀·特蘭普施表示：“這些改革在2002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總理停止了向工會尋求許可，而是依靠企業與國家之間的聯盟來推動改革。”

根據歐洲中央銀行的數據，在2009年之前的11年中，德國在每歐元支出的勞動生產率方面比鄰國提高了13%的競爭力。“議程2010創造了一個低工資部門，在為當前就業繁榮奠定基礎方面至關重要，”慕尼黑ifo經濟研究所所長漢斯-維爾納·辛恩説，該所為政府提供建議。

儘管他們的努力，嚴厲的改革損害了施羅德的受歡迎程度。安格拉·默克爾在2005年接任，享受了這些改革帶來的好處。在一段時間內，強勁的增長帶來了飆升的税收收入。然後全球金融危機襲來。德國出口驟降，公司擔心他們將不得不裁員數千人。儘管默克爾是基督教民主黨人和經濟保守派，但她推動了僱主補貼以減少裁員。

隨着全球經濟復甦，德國公司已做好準備。到2010年6月，戴姆勒（DAI）、寶馬和大眾的奧迪部門正在增加員工，並縮短夏季工廠休假，因為對豪華車的需求比預期更快恢復。

爭取勞動改革或推動經濟的並不僅僅是大型跨國公司。這些公司通常僱用不到500名員工，佔德國工人總數的70%以上，並大約貢獻了國家GDP的一半。這也體現了德國的商業實踐——父權式、共識型、保守型，並且在長期內可能比德國人有時所稱的美國式牛仔資本主義更有效。

遠非簡單時代的遺物，這些公司在全球化時代中嶄露頭角，成為成功的典範——在跨國巨頭的腿間靈活穿梭的生物。他們將高科技、長期思維和對質量的關注相結合，幫助德國製造業度過了經濟衰退。“德國的連續性是社會的支柱，幫助避免了在最新危機期間失業率的激增，”法蘭克福DZ銀行的經濟學家漢斯·耶克爾説，該銀行是合作銀行的中央機構。“由於這些公司的長期關注，勞動市場一直很幸運。”

這種方法鼓勵並受益於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政府政策幫助公司在2008-09年經濟衰退期間留住員工。公司不是解僱員工，而是減少工作時間，挽救了近五十萬個工作崗位。在政府補貼的短期工作計劃（Kurzarbeit）下，公司能夠暫時將員工轉移到縮短的工作周。政府支付員工最多三分之二的工資，作為他們正常工作時間的補償。公司還利用了一種工作時間賬户系統，使員工能夠在不減少工資的情況下減少工作時間，以換取承諾在業務回升時增加工作時間而不提高工資。

總體效果是失業率降低——當全球經濟復甦時反應更快。截至今年五月，德國的失業率為7%，創下17年來的新低。

公司在抵禦信貸危機方面也表現得更好。傳統上，他們更傾向於銀行貸款，而不是出售債券或發行股票，從而避免了來自債權人和股東的短期壓力。為了確保融資暢通，默克爾在2009年12月與銀行業領導人會面，以確保公司獲得足夠的資金。去年，儲蓄銀行增加了貸款，而國有開發銀行KfW集團作為政府經濟刺激計劃的一部分，提供了400億歐元的貸款。德國銀行（DB）和商業銀行（CRZBY），該國兩大金融機構，設立了獨立基金以緩解融資問題。

所有這些確保了，即使在金融危機的高峯期，仍然能夠獲得融資。“從來沒有過信貸緊縮，”前總理康拉德·阿登納的孫子、德國家族企業協會ASU的會長帕特里克·阿登納説。阿登納表示：“德國經濟是長期融資的，這也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即使盎格魯-撒克遜人總是告訴我們這是胡説八道，這一點也不應該丟失。”

所有這些並不是説德國已經解決了其經濟問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英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亞當·波森在2003年寫了一篇名為《德國會變成日本嗎？》的論文。他表示，該國似乎躲過了日本的停滯命運，但這並不意味着其未來是確定的。波森説，德國仍然過於依賴出口，中國也是如此。同樣，他表示，該國的工資過低，抑制了國內消費。“問題不在於德國現在變成日本，”波森説。“問題在於德國變成中國。”一些德國經濟學家也做出了類似的診斷。“從根本上説，過去10年的工資剋制是德國成功的原因，”DZ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特凡·比爾邁爾説。“這個模式在未來是否可持續是值得懷疑的。”

當然，每個成熟經濟體都有其挑戰。德國在管理其特定問題方面做得比大多數同行更好。至少，前財政部長皮爾·施泰因布呂克説，“現在沒有人再談論歐洲的消費病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