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重慶夢與中國模式

95 年前，16 歲的鄧小平懷揣中國夢從朝天門乘船駛向世界。今天，從夜上海到夜重慶，從重慶歌劇院到北京鳥巢，從朝天門到維多利亞灣，重慶正成為國強民富“中國模式”的實踐範本。“重慶實踐”作為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有機結合，作為科學發展與和諧社會的生動展示，既強調經濟發展，也強調普惠民生；既重視物質富裕，也關注精神豐富；既改善自然生態，也優化社會環境；展現出一幅科學發展的新圖景，探索出一條構建和諧社會的新路徑，傳遞了一個清新、動人、令人神往的重慶夢。

一、“重慶實踐”破解“中國雙重人格難題”

重慶就是中國的一個縮影。它負載着大城市、大農村、大山區、大庫區，城市富翁、貧苦農民、山區窮人、庫區移民，城鄉二元、貧富差距。

“中國政府面臨着一個兩難的局面：中國越是發達，越是繁榮，中國領導層越有一種不安全感和受威脅感”。2007 年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夕，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全球衝突與合作研究所所長蘇珊·舍克出版了《中國：脆弱的超級大國》一書。這是她在書的“序言”中寫的一句話。蘇珊·舍克在書中還寫道，30 年改革開放已經劇烈地改造了中國社會。從一開始人們普遍認為的一場沒有輸家的改革，到貧富差距加大，羣體事件頻發。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沿海地區與西部省區的貧富差距在加劇。這種二元對立將嚴重削弱政府的權威和合法性。劍橋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斯蒂芬·哈爾珀在2010 年出版的新著《北京共識》中寫道，“除非北京政權崩潰或者中國政治體制發生激烈變革，中國將永遠保持分裂的人格。” 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懷默霆在他的《社會火山之誤解：當代中國對不平等和分配不公的認知》一書中分析了中國社會最深的裂痕：城鄉差距。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致力於建設一個平等的社會，但是在現實中，這個國家的80%的人口被拴在土地上。

1978 年中國的改革給中國城市和鄉村帶來了很大的變化，但城裏人和鄉下人在生活中享有的不同權利和機會嚴重分裂了中國，給城鄉之間帶來了更加嚴重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主要表現在收入、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鄉下人，特別是住在城裏的農民工還面臨着多重歧視。

面對這種“增長中的煩惱”，作為中國最大的城市和農村的集合體，重慶開始了一項偉大的實驗———在觀念上、政策上、住房上徹底解決農村居民和農民工的社會地位和待遇問題，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格分裂”難題。

鄧小平曾用非常形象的語言描述了中國發展模式———“摸着石頭過河”。今天，胡錦濤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治國模式。2007 年10 月，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十七大上正式提出，科學發展觀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這標誌着中國模式進入了一個新的層面。

今天重慶社會經濟發展的大膽實踐已經被國內外學界當成一個成功案例，一種嶄新的方法論，它使我們從一個新的視角和框架認識科學發展觀在中國的偉大實踐。

早在20 世紀80 年代末，鄧小平就指出：“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2008 年12 月，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説，“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我們既不能把書本上的個別論斷當作束縛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式。

重慶實踐不僅打破了華盛頓共識，超越了日本與東亞模式，豐富了北京共識。重慶的成功經驗打破了西方的定勢思維：外資推動論、出口拉動論、廉價勞工論、國進民退論。一時間國際上給重慶模式貼上了各種標籤：“一個城市的社會主義”、“一個民本的社會主義”、“中國式社會主義3.0 版本”……

實踐1：一座擁抱農民的城市

夕陽西下,小客輪停靠在重慶朝天門碼頭。毛狗狗走出船艙，登上石梯坎,戰戰兢兢地投進了重慶城懷抱。來自鄉下的年輕力壯的毛狗狗一無所有，孑然一身，從武陵山鄉來到陌生的山城重慶，開始了嶄新的生活。然而毛狗狗遇到的最大困難是無法融入這個城市。毛狗狗是城市歧視、蔑視、役使和榨取的對象。

這是作家曾憲國最近發表的小説《門朝天開》的一幕。作者透過毛狗狗進城這一不可逆轉的社會潮流，揭示了城鄉二元對立這一中國在新世紀面臨的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隨着工業化發展推動人口從農村向城鎮大規模流動，到2015 年，中國城鎮人口將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預計，“十二五”期間，城鎮人口將突破苑億，屆時中國人口將達到13.9 億，人口城鎮化率超過緣園豫。這意味着超過半數的人口將生活在城市裏。

澳新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劉利剛説， 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為45%，與發達國家的70%以上的水平相比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中國在這一城鎮化過程中，將新建100 萬公里的鐵路和2.8 萬公里的地鐵線路；將建成170 個大型公共運輸系統，這是目前歐洲的兩倍；總體竣工面積將達400 億平方米，這相當於每年建立兩個芝加哥。預計，中國今後將會出現更多新型的中小城市。但最重要的是，任何發展都是為人服務的，整體社會醫療保障落後、教育發展不協調的局面指明瞭中國城鎮化發展的未來方向———以人為本。西方觀察家認為，儘管中國的城市化發展———不同於印度———沒有產生貧民窟，但它面臨着城市農民工日益強烈的不滿，城市農民工仍是農村户口，這就意味着他們沒有資格享受很多基本服務。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也給中國的農村帶來了問題。體格強壯的男女勞動力都離開了農村，剩下的只有孩子和老人。

中國城鄉差距由來已久。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擺脱了土地的束縛，進城謀生，以他們的血汗為國民經濟發展作出巨大貢獻，同時也開創自己的新生活。但是他們的所得與付出卻不成比例，最大的問題是他們在城裏的住房、醫療、子女教育等沒有保障。

“作為中國的縮影，今天的重慶正在為中國，也許是為世界做一項最偉大的試驗———讓五億中國農民住進為他們新建的城市”，美國知識界有影響的《國家》雜誌不久前在一篇報道重慶的文章中寫道。據估計，每天有1200 名來自農村的移民湧進重慶市。重慶市政府有一個“一小時經濟圈”計劃，政府將使200 萬農民在距離市中心一個小時車程範圍的城市新區定居。

重慶市政府最近公佈：到2012 年，讓300 多萬農民工、農村籍大學畢業生擁有城市户口，用10 年時間將户籍人口城鎮化率由27%提升到60%，新增1000 萬城市人口。薄熙來書記説，“重慶還有800 萬農民工，不少人在城裏已生活了十來年，還有了第二代，卻沒有城市户口，無法享受城裏人同等待遇，這是個大問題。作為城鄉統籌試驗區，我們要在全國率先解決農民工的城市户籍問題。” 黃奇帆市長説，“如果到2020 年，重慶的城市常住人口到70%，户籍人口只漲到了30%，二元結構照樣存在，這是我們政府無能。”

重慶既是大都市，又是大農村。重慶的農村面積和農村人口分別是京津滬總和的2 倍和2.7 倍。尤其是重慶的東南和東北兩翼地區，是大農村的集中地區。那裏面積佔重慶的三分之二，農業人口1230 萬，佔全市農業人口的一半以上。那裏也是三峽庫區、少數民族地區和集中連片貧困區。在17 個區縣中，有15 個是貧困區縣。重慶市14 個國家重點貧困區縣都集中在“兩翼”，貧困人口達113 萬人，佔全市80%。2009 年，“兩翼”農民人均純收入比全國低1250 元。

重慶的官員認為，重慶發展落後主要在“兩翼”，“兩翼”發展落後主要在農村，農村發展落後主要在農民收入不高。“兩翼”農村和山區、庫區的脱貧致富是重慶改善民生的難點。

重慶統籌城鄉從“最不發達板塊”開始着力。近3 年，“兩翼”農民人均一年增長300 元。

實施農户萬元增收工程，農民人均純收入要由2009 年的3903 元增加到6400 元，年均增長18%。按照這個計劃，今後3 年內95豫的農户户户增收萬元，而不是户均增收萬元。

根據重慶的計劃，10 年後，重慶要把農村人口減少一半，讓這一半成為城市人。重慶將通過建設大城市帶起一個大城市羣，再帶着一個農村，形成一個大都市連綿帶。為此，非農產業增加值比重要超過75%，非農產業就業比重要超過60%。

實踐2：一座為低收入羣眾造房的城市

飛機衝破雲霞，即將降落在江北國際機場。位於長江和嘉陵江畔的重慶呈現在眼前：隨處可見高聳的吊車，到處都是建築工地。那些在建的高樓中，就有專門為成千上萬的農民工、外來移民和新畢業的大學生準備的安居之所。

對於中國數千萬年輕的大學畢業生來説，買房是他們過上現代中產生活夢想的核心環節。年輕的中國男性社會壓力最大。房價一路上漲，首當其衝的就是年輕人。假如他們的父母是城裏人，那麼他們很可能在20 世紀90 年代末的住房改革中分到了房子，這讓他們在住宅市場裏有了立足之地。但現在中國很多年輕人覺得房價太高了。在北京等城市的郊區，生活着成千上萬被中國媒體稱為“蟻族”的大學畢業生，他們在為尋找人生第一份工作而奔波之時，居無定所。英國《金融時報》傑夫·代爾評論説，這一切並非預示着一場革命即將爆發，年輕人將發起大規模抗議。但是，“現代化釋放出了巨大的力量：中國的年輕人既對本國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與自信，也對自己的生活抱着很高的期望。中國年輕人羣體的不安分跡象，使中國未來政治走向更加難以預測。

“過去幹革命，我們黨無權無錢，靠搞‘土改’實現‘耕者有其田’，從而得到羣眾支持，取得勝利。今天，住房是老百姓最大的民生問題，我們黨要贏得民心，就要為老百姓蓋房子。”薄熙來一語道出了重慶理念的根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在重中之重是要解決老百姓住房難問題。實際上，任何社會都會有30%中低收入羣眾，他們既買不起商品房，也無法被廉租房覆蓋。重慶的公租房模式提供了一個好的經驗，目前在全國已經全面推開。

幸福生活，首先要住有所居。居無定所，窮困潦倒，住得沒有尊嚴，就更談不上幸福。

住什麼樣的房子才算活得有尊嚴？曾經，一個生活在大城市、月收入只有1000 多元的大學畢業生或農民工，根本無法想象在交通便捷、環境優美、配套齊備的居民社區安居樂業。

但重慶首創的大規模興建公租房，讓他們重新看到了希望。黃奇帆説，“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由政府分配房，優點是公平，缺點是不夠。最近20 年，我們搞住房商品化改革，但是幾乎完全是市場供應的模式，住房條件改善的同時，伴生了城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人羣買不起房，老百姓有意見。”

重慶計劃未來三年，建設3000 萬平方米的公租房，解決50 多萬户中低收入羣眾的住房困難。公租房不分城鄉、市內外差別，沒有户籍門檻，只要在重慶有穩定工作和收入，都可申請租住。公租房户型面積為35—80 平方米，公租房有廚房、衞生間等生活配套，可以保證入住公租房的中低收入階層享受到中檔商品房的居住標準。公租房與商品房無差別“混建”模式，使公租房住户完全與商品房住户有機融合在一起，共享小區環境和專業物業公司的管理與服務，避免社會階層隔離和形成“貧民窟”。而且，租金只有市場同類商品房租金的60%。如果房客是低保對象，租金只是公租房租金的10%，比如一套50 平米的房子，一個月付500 元，低保户只付50 元，剩下的由政府補貼。

實際上，公租房與建設“宜居重慶”理念一脈相承，都是讓老百姓住得起房、住得舒服。過去兩年，重慶一直努力使城市居民6.5 萬年家庭收入買得起一套普通商品房。

實踐3: 一座關愛留守兒童的城市

12 歲的劉敏是重慶貧困地區石柱土家族自治縣冷水鎮小學六年級學生。提到爸爸媽媽的時候，小姑娘表情生疏。由於父母長年在福建打工，從出生到現在，她只見過爸爸兩次、媽媽三次，更多的時間是跟年邁的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

據全國婦聯調查，中國平均每4 個農村兒童中，就有一個像劉敏這樣的留守兒童。目前全國農民工約1.4 億，單親或雙親外出的留守兒童多達5800 萬，佔全部農村兒童的28%。

隨着中國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貧困地區農民外出打工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在抽樣調查的外出打工家庭子女中，有46%的學習成績較差，42%的學習成績中等偏下，10%的學習成績較好，僅有2%的學習成績優秀。在素質、品質教育和個性培養方面，留守兒童存在着許多令人擔憂的問題。由於父母長期外出打工，家庭沒有稱職的監護人，有些孩子變得任性、自私或性格孤僻；由於監護人的過分溺愛、嬌慣和放任，部分孩子變得難以管教，有的經常逃學，光顧電子遊戲室，有的喜歡打架、抽煙喝酒，有的甚至小偷小摸。

國家計生委主任李斌預測，20 世紀願園年代以後出生的“願園後”人口成為未來農村流動人口的主體。農民工為經濟高速發展付出了低福利、低工資的代價。這些留守兒童的父母為社會經濟發展支付了自己廉價的勞動力。未來30 年，中國城市化率將提高到75%左右。

未來進城的5 億農民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今天的留守兒童。

但是，這樣一代留守兒童不被社會所看好。如果這些兒童不能健康成長，他們若干年後，或者繼續父母的廉價勞動工作，或者成為未來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來自農村的新一代流動人口比他們的父輩對生活和城市有了更多的期望。他們想要從生活中得到的東西，比父輩所夢想的還要多，比如他們要求體面的勞動、體面的工資。這與他們的父輩繼承的中國人的“吃苦”精神成為對比。中國人常常自誇他們“吃苦”的能力，這解釋了他們為何能夠挺過20 世紀貧窮的境況。

然而，20 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的這代新工人，是在較為普遍的繁榮中成長起來的，即使是在像重慶貧窮的山區和鄉下，他們的“吃苦”精神也大大減弱了。20 年前，在城裏工廠打工的農民工主要目標是往貧困的農村老家寄錢。而如今，80 後、90 後的農民工通過上網，增長了法律知識，增強了他們的權利意識。這一代新的農民工把到城裏打工看作個人事業的一部分，是邁向城市生活的第一步。當代年輕人和他們的父輩判若來自兩個不同世界和不同世紀的人。新工人們想在大城市定居，而且與城裏人一樣，期待獲得快樂、體面、高薪的工作。“這個現象可能給中國的未來造成各種各樣的後果。”

地處中國西部的重慶，大城市帶大農村的現狀決定了在廣大農村存在大量留守兒童。據重慶市婦聯2009 年完成的《重慶市農村留守兒童狀況專題調研報告》，重慶市有0—16 歲農村未成年人440 萬，其中單親或雙親外出的留守兒童235 萬人，佔農村未成年人總數的53%，比2000 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時推算的146.47 萬人增加了88.53 萬人，增長60%。

這其中，雙親長期外出的農村留守兒童達130 萬人。

重慶市委做出了關於照顧好留守兒童的決定：“新建和改造2000 所農村寄宿制學校，建立針對留守兒童特點的培養模式，採取代理家長、親情室、託管中心等措施，讓全市留守兒童健康茁壯成長；新建115 所中小學，基本解決城鎮學校‘大班額’和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完善學生資助政策體系，實行中職免費教育。保持財政性教育投入佔全市生產總值的4%，全市中小學標準化達到60%，全面普及高中階段教育。”

2009 年，重慶市預算安排義務教育保障經費26.7 億元，免除了360.6 萬學生的學雜費，對48.96 萬農村學校寄宿生給予生活補助，對43 萬貧困女童實行“零收費”入學，農村留守兒童“上學難、上學貴”問題得到解決。從2009 年開始，市政府決定全面免除重慶籍城鄉低保家庭普通高中學生的學費，惠及全市5 萬多名低保家庭子女；市財政還投入資金1.4 億元，免除5.7 萬名就讀中職的留守兒童學費和住宿費，確保農村留守兒童不因貧困而失學。

按重慶計劃將興建和改造更多寄宿制學校，同時還逐步推廣學生飲用奶、雞蛋計劃，為非寄宿貧困生提供“愛心午餐”，不斷改善青少年營養狀況。重慶市還實施農村留守兒童心理健康計劃，按規定配齊心理健康教師和生活管理、衞生保健人員，到2012 年，全市農村學校心理健康課開設率達到100%。

實踐4：一座關注民生幸福指數的城市

2010 年年初，尼泊爾駐華大使卡基到重慶調研後，他感慨，“一個貧困潦倒的人是沒有尊嚴的，而重慶實踐是一種體現人的尊嚴的增長新模式。我在重慶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在繼續為人民服務，在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

重慶的增長以解決民生為着力點，依靠民生型內需消費增長模式，而不是依靠出口的外向型增長。薄熙來解釋其中緣由，“民生就是內需，就是消費，有效地改善民生，不僅不扯經濟的後腿，還會有力、持久地推動經濟。” 早在1996 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人類發展報告》中就警告説，“人類發展是目的，經濟增長是手段。” 報告指出，如果對經濟增長不進行正確管理的話，經濟增長將會給人類帶來五種不好的後果：沒有就業機會的增長(jobless)、沒有民主參與的增長(voiceless)、貧困沒有減少的增長(ruthless)、文化沒有豐富的增長(rootless)、環境不友好的增長(futureless)。為此，他們建議，經濟增長只有通過兩個途徑對減少貧困做出貢獻：解決就業以提高家庭收入的增長；提高政府財政收入，並用來降低國民在收入、醫療和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

在2010 年中央西部工作會議上，胡錦濤説，“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踐中，我們積累了重要經驗，得到了寶貴啓示，概括起來説，主要是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全面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必須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各族羣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動力和活力；必須堅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走共同富裕道路。這些重要經驗和寶貴啓示，對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具有重大意義，一定要深刻認識和充分運用，並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

重慶通過其規劃的民生幸福指數———五個重慶、10 件民生大事，力圖徹底改變城鄉差距、貧富懸殊的局面。薄熙來説，“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數並不簡單取決於人均GDP 或人均收入。一個城市在人均GDP 和GDP 總量比較低的情況下，也可能有更高的居民幸福指數。” 因為，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數不僅取決於經濟總量和人均經濟量，還取決於這個地方的自然環境、居住條件、安全狀況、人際關係，以及市民氣質、精神狀態、主人翁感覺等，甚至一些很具體的指標，比如塞車不塞車，樹種的好壞，都可能有所影響。所以，儘管重慶目前的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比較低，遠遠落後於某些大都市，但只要高度重視、且工作得法，也完全可能讓老百姓的幸福感大大提升，在較短時間後來居上。

近年來，重慶進行的系列實踐，都以民生為出發點和歸宿，都緊緊圍繞民眾的尊嚴和生活幸福展開。在金融危機後，人們在議論謀求經濟增長和GDP 突破時，重慶市委強調的卻是“做到兩個百分之五十”———要求領導幹部投入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精力抓民生；財政支出百分之五十以上用於民生。

直到90 年代中期，中國開展的是一場沒有輸家的改革，每個人都在富裕。但快速增長日漸出現副產品———危險的社會問題，如貧富不平等、窮人醫療保障的缺失、危及生存的環境問題等，正在引發羣眾越來越多的不滿和抗議。蘇珊·舍克認為，“這種抗議和不滿將會導致經濟發展短路。” 重慶學者蘇偉也提醒，應該是“越發展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越穩固、人民羣眾幸福指數和尊嚴指數越高，而不是越發展黨和國家為人作嫁的危險性越高、人民羣眾的痛苦指數和卑賤指數越高的發展模式”。近年來，日益增多的羣眾上訪和羣體抗議，在中國的很多地方都令政府頗為頭疼。

但過去兩年，重慶的上訪人員卻逐漸減少，羣眾信訪總件次和總人次也分別下降40%、49%。這得益於重慶黨員幹部“大下訪”。2009 年，重慶從維護人民羣眾合法權益出發，變羣眾上訪為幹部主動大下訪，組織20 萬名幹部深入基層排查化解信訪積案，走訪羣眾89萬人次，投入資金49 億元，解決了近10 萬個歷史積案。聽了重慶黨員幹部大下訪的故事後，對中共黨史深有研究的卡基大使説道，“我看到了延安時代的那種黨與羣眾的關係，中國共產黨重新撿起了羣眾路線這最重要的法寶。”

2009 年以來，重慶開展打黑除惡，清除了一大批盤踞在關係百姓生活各行各業的黑惡勢力，大大增加了民眾的安全感。重慶還首創校警制度，改革“交巡警”。現在一對夫婦一個孩兒，如果校園安全不能保障，無數家庭會心憂牽掛。重慶採取治本之策，政府拿出12個億，向全市中小學和幼兒園派遣校警和保安，在全國率先建立了校警體制。為增加市民安全感，重慶今年還進行了“交巡合一”的重大改革，主城建立500 個交巡警平台，讓老百姓出門可見警，為百姓提供24 小時安全保障。2008 年6 月以來，重慶還開展了“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延安時代的紅色經典歌曲重新迴盪在重慶城。

重慶黨員幹部大下訪和打黑除惡不僅神奇地解決了過去頻發的羣體上訪和羣體抗議事件，更凸顯了黨是在為民執政。薄熙來引用胡錦濤總書記的話説：“羣眾在我們心裏的分量有多重，我們在羣眾心裏的分量就有多重。一個政黨長期執政的關鍵就在於和人民羣眾的關係。”原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虞雲耀説，“評價黨的執政能力是強還是弱，由誰來認可和評判呢？毫無疑問，人民羣眾最有資格。古今中外無數事例説明，人心向背是一個政黨、一個政權盛衰興亡的根本因素。一個黨的執政能力，歸根結底是它獲得廣大人民羣眾認同的問題。”

實踐5：一座適宜人類居住的城市

1996 年，路透社記者來到重慶採訪。他在報道的開頭寫道：“重慶什麼生意最興旺，擦皮鞋的”，並宣稱“重慶不適合人類居住”。

長江流經重慶境內600 公里,江的兩岸是雲霧繚繞的大山。江水水氣瀰漫生霧，重慶被稱為“霧都”。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重慶工業迅速發展，排放的大量廢氣和煤煙粉塵與霧氣混合，生成黃褐色濃霧，常年罩在城市上空久久難散。山城一入秋，整座城便被黃褐色的濃霧包裹。

雨天害怕酸雨，出門一定得打傘，城市中瀰漫的浮塵讓市民不敢穿白色的衣服出門，穿皮鞋出去一會兒就沾滿塵埃。

2008 年8 月19 日重慶市拉開了“森林重慶”建設大幕。重慶相繼實施城市、農村、通道水系和長江兩岸五大森林工程。彷彿一夜間，主幹道、背街小巷就披上了綠裝。

雨水在重慶主城的彩雲湖上濺起一圈圈的小小漣漪，空氣中流動着乾淨清爽的花草香氣。“完全沒想到，桃花溪也有改頭換面的一天。”居民劉琿對《重慶日報》記者説。

彩雲湖是重慶主城第一個濕地公園。而它的前身桃花溪是出了名的臭水溝。在附近住了七年，曾被桃花溪的漫天臭氣燻得無處可躲，但今天在公園裏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鮮空氣，成了劉暉每個週末的不變安排。

重慶正在進行城中村改造和危舊房拆遷的區域，有一半的集體建設用地面積會變成綠地和公園，供劉暉這樣的普通市民休閒和散步。預計到2012 年，主城區城市建成區綠地率將達到38豫以上，綠化覆蓋率達到45豫以上，人均公園綠地達到12 平方米以上，城市中心區人均公園綠地達到7 平方米以上。

重慶已建的40 多個城市公園，不僅增加了城市公共綠地面積，更重要的是，它們還用花樣百出的主題，讓市民的休閒生活豐富多彩：在江北區，有全國最大的桂花專類園鴻恩寺公園；在江北區，有濃郁歐式園林風格的江北嘴CBD 中央公園；在大渡口，有以中華美德為主題的大渡口區中華美德公園；在巴南區，有以講述巴人的發展史為主題的巴南區文化公園。

從2005 年起，重慶開始實施“藍天行動”，在主城九區範圍內控制揚塵污染、燃煤及粉煙塵污染、機動車污染等數千個污染源。同時，逐步淘汰一批能耗高、污染重的生產設備，對污染較重的企業實施搬遷。從2005 年的256 天，到2006 年的260 天，再到2007 年的274 天、2008 年的290 天、2009 年的303 天，“藍天”目標的天數在過去的基礎上，一年比一年多。

2008 年，重慶提出建設宜居、暢通、森林、平安、健康“五個重慶”的發展願景。

“森林重慶”讓百姓多吸氧，過去兩年，重慶造林800 萬畝，多釋放氧氣1000 多萬噸。去年，全國44 個城市創“國家園林城市”，重慶得分第一。“暢通重慶”使主城不塞車、鄉村有油路。“平安重慶”讓羣眾的人身、財產和家庭安全有保障。“健康重慶”讓孩子長得壯、老人能長壽，過去兩年，重慶新建塑膠運動場359 片，120 多萬學生改善了鍛鍊場所。

“宜居重慶”讓全市百姓，特別是中低收入的市民都有房住，而且環境好。這正印證了薄熙來所説的，“把改善民生作為出發點，不求經濟指標長得最快，但求老百姓生活改善最明顯；不求高樓大廈蓋得最多，但求老百姓過得最幸福。”

最近重慶市委做出的用兩年半時間幹好10 件民生大事，其中就包括，森林覆蓋率達到40%，城區綠化率達到35%，建成國家森林城市、生態園林城市、環保模範城市。

實踐6： 一座民生型的社會主義文明城市

夜幕降臨，羅伯特·德里法斯望着窗外霓虹燈映照的城市夜空，看上去跟拉斯維加斯一樣光彩亮麗，讓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頓然失色。“我今天是在中國腹地的土地廣袤的大城市重慶寫稿。重慶是通向中國西部的門户，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擁有3200 萬人口。”今天的重慶究竟是一個社會主義紅色江山？還是一個資本主義的花花世界？世界應該擁抱她？還是畏懼她？

羅伯特·德里法斯是美國《國家》雜誌的資深記者。2009 年他專程來到重慶採訪。他寫道，“重慶的城市化規模難以令人置信。根據計劃，重慶每年要把50 萬人從農村遷到城市生活。這意味着，重慶必須規劃、準備和建設一個亞特蘭大城，併為這座城市提供相應的就業、道路、房屋、基礎設施、學校、醫院等等。”他為這篇文章起了一個特別的題目：

《重慶：一個城市的社會主義》。與此相對，去年美國發現頻道播出了著名記者泰德·考帕爾攝製的紀錄片《資本主義的人民共和國》，該片圍繞重慶發生的故事，深度報道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和人民。

考帕爾1972 年曾隨尼克松訪華首次走進中國大門。自那以後，考帕爾總是從一個新鮮的角度報道中國發生的故事。2008 年，考帕爾來到重慶時，他看到了一個令他目瞪口呆的城市。他在重慶做了大量的採訪，人們給他講的故事讓他既受啓發，又產生懼怕。重慶擁有3200 萬人口，根據規劃，未來幾年將有上千萬農民加入城市化進程，從農村移居城市。

近年來的經濟危機，使美國經濟元氣大傷，失去了大量工作機會；而此時，這座擁有龐大人口、充滿活力的山城重慶，卻在中國西部內陸迅速騰飛，推動中國經濟蓬勃發展。多數西方人沒聽説過重慶，但到過重慶的西方人卻都在驚歎：重慶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城市。

“中美國”命題的發明人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尼爾·弗格森到重慶後感慨，“中國沒有任何城市能跟重慶的飛速擴張相提並論。我最近來中國訪問，看到長江上游的重慶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城市。我早先來中國訪問，看到過上海和深圳的建設奇蹟。但是，重慶建設速度超出想象。雲霧中的重慶上空無數的塔式大樓、盤旋在半山腰的大吊車、流光四射的高速公路、嶄新的企業新區讓人驚羨不止。我在目睹一場類似早年西方城市裏發生的又一場工業革命。”

作為一個內陸中心城市，重慶在2008 年金融危機中並沒有受到嚴重衝擊，其外向型經濟只佔12%。當整個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之下為“保8”艱難奮戰時，重慶卻以15%的速度飛奔向前。

重慶的高速發展證明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失效，也證明了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意義———

以人為本、改善民生既是發展目的，也成為發展源泉。

重慶通過加快城鎮化進程、發展民生經濟所啓動的內需增長模式，將深刻影響着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方向與質量。以重慶為試點的城鄉統籌發展，將成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新的重要動力。這裏面不僅包含着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更包括以滿足民生需求的社會教育、醫療保障、環境生態。

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模式自東部始。當世界都在思考中國經濟大超越的奧秘，思考什麼是“中國道路”時，中國正在以可持續發展的大思路，總結西部的十年開發歷程，思考它的下一個十年，豐富“中國道路”的內涵。胡錦濤説，“堅持為民謀利，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西部大開發的首要目標，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社會建設，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服務體系，優先發展教育事業，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完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推進醫藥衞生體制改革，積極發展文化事業。”

重慶通過看得見的手，創造了投資、消費和就業的多贏。在重慶，國有資本以解決社會民生問題為使命，同時也在服務改善民生過程中發展壯大。如公租房建設，通過國有資本運作承建，政府既不需投入太多資金，沒有財政負擔，同時還創造了一大筆優質國有資產，不斷增值擴張。創新的舉措源於創新的思維。薄熙來提出，現代經濟就是智慧經濟，重慶各級幹部都要認真學習哲學，多掌握一些辯證法。黃奇帆強調“一定要轉變一根筋的思維方式和發展模式”。因為，房產具有保障性和商品性的雙重屬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由市場供給的“單軌制”都存在制度設計上的不足。

在中國國企改革中，西方經濟學家只看到國企改革能保值增值就行了，一般不會考慮國有資本在國計民生中的戰略意義。一般也認為，國資增值和藏富於民是對立的，但重慶開創了一些先例，使國資增值和藏富於民攜手並進。過去六年，重慶國有資產總值增加了6倍，同時民營經濟也是西部12 省中最發達的。在重慶，正是由於國資發展壯大，使得社會可以減輕税收負擔。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把“國資增值和藏富於民攜手並進”的重慶模式稱為“民本社會主義”。

重慶，找到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最佳共融點，創造了一個民生型的社會主義文明城市，這是一種超越東西方舊有模式的制度創新。在這樣一個經濟生態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大型企業和微型企業各司其職，各盡所能，在功能上相互補充，共同發展。“在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的當下，發展微型經濟，不僅合乎經濟規律，而且是破解諸多難題，實現國民經濟均衡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舉措。”

二、“重慶實踐”深化、豐富了“中國模式”

1. 多元的現代性

2004 年，美國學者雷默把中國模式概括為與“華盛頓共識”相對立意義上的“北京共識”，拉開了世界各地對中國模式高度關注的序幕。雷默在他最近出版的《不可思議的時代》中文版序中寫道，“中國遇到的挑戰，從規模來看，從複雜的程度來看，都是人類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改革的本性是會產生出從未見過的新問題。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創新，一種超越‘中國特色’的創新。所謂‘後中國特色’，是指中國將不再把國外的東西拿來，然後增加一些‘中國特色’。中國創造出來的將是完全嶄新、自主的創新。但是，究竟什麼才是‘自主創新’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審視下什麼是創新、什麼是進步、什麼是現代性。”

過去500 年來，現代性來自西方，而今天的現代性來自北京鳥巢、上海世博園、重慶朝天門。重慶實踐展現的是社會主義計劃、資本主義市場、國有經濟、私有經濟、全球化文化、紅色革命文化多元共存的現代性模式。《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作者、英國學者馬丁·雅克説，“很多人仍舊認為，只存在一種現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現代性模式。”“現代性是由兩個因素形成的，一方面是市場競爭、技術這些可能趨同的因素，會把不同國家帶到更相似的發展模式上；另一方面，現代性是由歷史、文化所促成的，這些因素在不同國家之間差異很大，這些因素也潛在影響到社會關係、習俗和制度，不僅涉及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制度，同時也包括經濟制度。”

今天，西方的學術界開始不再用簡單化的政治套話和二元對立的方法來討論中國的發展。牛津大學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華志健的《21 世紀的中國：每個人都需要知道的》，在這本書中，中國問題的討論越來越正常化和理性化。華志健的觀點是， 今天在討論中國時，更應該從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而不是喬治·奧威爾的《1984》來觀察這個國家。

威爾強調通過恐懼的手段來控制人民，而赫胥黎強調的是通過創造需求、提高民生慾望和生活標準來滿足人民。”

英國經濟學家阿納托勒·卡萊茨基在《時代》週刊寫道，“我們西方人有兩個選擇，或者我們認輸地説，中國在人類5000 年的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是一個比美國或者西歐更成功和有生命力的文化，承認中國今天已經自然地獲得了全球領袖地位。或者我們乾脆承認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之間的競爭，開始嚴肅地思考如何改革西方資本主義，以求更好的獲勝機會。”

從重慶實踐，到中國未來的創新與變革，中國與世界進入了一個社會與思想發展的新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國與世界面臨許多共同的課題，東西方舊的發展方式和範式需要提升、變革和創新。在承認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和多元性的基礎上，經過跨文明的溝通，需要跳出原有的知識格局、思想框架和觀念的約束，建立一個人類共享的價值體系，進入一個人類不同文明和平共處的和諧新世界。

以重慶實踐為代表的新社會主義力量，在探索出一條本國國情與時代特徵相結合的道路，這是一種既揚棄舊社會主義弊端，也揚棄舊資本主義弊端的新社會形態。軟實力建設不是從外界給自己找來一件意識形態的外衣，而是像重慶那樣實實在在地從國情市情出發，按科學發展觀的理念，確立自己的發展思路，探尋自己的發展路徑。

西方評論家預測，隨着中國越來越融入國際社會，其未來的行為舉止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像西方發達國家。美國學者沈大偉説，事實上，中國變得“越來越像中國”，而不是像西方。重慶實踐並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中國複製了西方模式，而是兩方面的結合，不僅在經濟領域創新地與世界接軌，同時在政治社會發展上試圖創新西方模式，其發展模式超越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鴻溝，打破了舊有市場經濟話語體系，展示這個世界上不存在一個普適行為的共同敍事話語。

2. 民生幸福指數再造制度優越性

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帶來的不平等是巨大的。不斷增長的不平等是否會把中國推向一個社會抗議頻發、進而威脅政治穩定的社會火山？這座社會火山會不會挑戰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挖掘科學發展觀在重慶的實踐，是在從一個新的視角討論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現實合法性和歷史合理性。對於共產黨執政的態度，不應成為西方流行標籤和流行意識形態的囚徒。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説過，“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 江澤民説，“要把關注民生作為黨長期執政的基石”。胡錦濤多次強調，“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在2010 年兩會報告上温家寶説，“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和諧。”兩會後的記者招待會上，温家寶説，“如果發生通貨膨脹，再加上收入不公，以及貪污腐敗，足以影響社會的穩定，甚至政權的鞏固。”

中國的經濟改革帶來的是人類歷史上沒有過的經濟高速增長，中國的發展速度可以持續增長20 年，或再次遇到1989 年式的政治風波，或發生1997 年式的亞洲經濟風暴，或發生拉美式的兩極分化。而兩極分化將嚴重侵蝕黨的執政形象和執政合法性。

改革開放前，黨和政府通過強化社會控制來獲得社會支持，如鐵飯碗制度、户籍制、住房分配製、國有企業制。但是，隨着城鄉二元結構被打破，人們自由流動加速，不再靠政府去找工作。今天，約4/5 的中國人住自己的房子，約3/4 的中國人在國有企業之外的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等就業，而黨在這些領域的政治影響力微乎其微。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潛在和半公開地出現了高舉西方普世價值旗幟的反對派。黨和政府需要經常面對間接或半公開的失業工人、受壓的農民和學生運動引發的社會抗議和羣體事件。

西方常常用民主和非民主簡單地劃分這個世界。在其政治理念中，一個國家的合法性在於這個國家是否搞了選票民主，而並不考慮民生的幸福感。中國自古以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倡導民生大於天。政治體制的合法性和凝聚力來自民生的不斷改善、經濟的持續增長、就業機會的增加、社會保障的強化等，來自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是否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由於中國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協商民主，不是選票民主，西方有學者認為，以德治國的政府靠的是德，執政和凝聚力的關鍵來自黨的形象、聲譽和口碑。重慶的做法是，一切為百姓着想，通過建好“五個重慶”，做好10 件民生大事，搞民生財政，促進百姓生活條件的不斷改善，增加人民的幸福感，營造黨和政府的良好聲譽和口碑，實現執政的必然性和制度的優越性。如2009 年重慶民生佔財政支出達到51.7%，集中投入到就業、教育、養老、社保等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民生領域。

薄熙來在2010 年6 月舉行的重慶市委全會上説，“中國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關鍵是土地革命，當年毛主席搞土地革命，喚起工農千百萬。革命成功了，人民政府還要解決好羣眾的住房問題，這也是幾千年來人民的嚮往，杜甫就曾説過，‘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民生四大要素‘衣、食、住、行’，現在重中之重是解決住房問題。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尤其要給中低收入的羣眾蓋房子”。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是通過強調美國模式的普適性搶佔道德高地。作為中國大政戰略一部分，中國必須通過營造自己的發展模式，建設自己的道德高地。沒有中國模式，等於中國共產黨退出道德高地。井岡山、長征、延安、紅巖都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道德高地。延安、紅巖都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道德高地，不僅是中華。

重慶不僅要建內陸開放高地，也要建內陸道德高地，重新在羣眾心中點亮中共的核心價值和品牌———為人民服務。重慶“唱紅打黑”高舉核心價值的和公平正義的大旗。“唱紅”繼承延安、紅巖精神，用最少的投入，重建黨和政府的公信力，重新獲取羣眾對黨的信任，壯大擁護黨和政府的追隨者和支持者，不僅增強了社會凝聚力，更從思想意識根源上鞏固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

“唱紅打黑”強調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政府是國泰民安、人民羣眾安居樂業的最重要的保障。在市場經濟日益成熟和社會加速轉型的過程中，黨和政府對人民羣眾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維護人民羣眾的權利要求，不僅是維護經濟權利，還要維護和增進人民羣眾的政治權利。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必須有更強的能力保護並且增進公民在安全、人權、福利、就業等方面的權益。如果一個政府失去了這個職能和權力，它就完全失去了合法性。通過打黑，確保社會安全、社會公平、社會正義，促進民生改善與政治穩定。

重慶科學發展觀的實踐，通過追求社會公平和社會正義鞏固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地位。

當前，對共產黨執政最大的不滿是腐敗和房價。重慶打黑是在民眾的支持和輿論的推動下，以體制內的力量為主來懲治腐敗，並通過內部改革和制度創新來建立制約和監督機制，從而達到根除腐敗的目的。重慶的打黑行動表明，在現行體制內治理腐敗是完全可能的。這對於正被腐敗困擾着的中國改革來説，具有重大的原則意義，關係到中國未來改革的走向。

打黑除惡不僅對於百姓安居樂業具有重要的意義，對於提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和進一步詮釋中國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具有重要意義。

“重慶新實踐是一幅有前瞻性的藍圖，為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提供了一定的實踐依據，為社會多元條件下如何凝聚各方力量，進行了政治探索。科學發展觀在重慶的實踐，具有重要的創新價值。”

3. 中國國家能力的優勢

俄羅斯經濟學家弗拉基米爾·波波夫問：中國今天的經濟模式與西方的經濟模式究竟不同在哪裏？中國的經濟既不是中央計劃的，也不是國家所有的。中國75%的GDP 來自非國有和私營經濟。這跟西方沒有區別。中國政府佔GDP 的開支不足20%，比所有的西方國家都低，也低於處於中國同樣人均GDP 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教育、醫療都不再是免費，收入與財富的不平等在加大。在全球範圍內的經濟危機中，中國的經濟模式真的有一種繼續增長的魔力嗎？

波波夫在他最近的文章《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是獨一無二的品種嗎？》中寫道，中西方模式最大的不同是國家行政能力的差異。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在國家行政能力方面，儘管從人均GDP 看，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是，從國家行政能力看，中國更像一個發達國家。如果把中國跟今天的與中國人均GDP 相同的發展中國家比，或者把中國跟100 年前與中國人均GDP 相同的發達國家比，將彰顯出中國模式的優越性來。

國家行政能力又稱國家制度能力，指的是政府實施政策與執法的能力。有很多主觀的指數，如腐敗、法制、行政效率等，被用來測量國家制度能力。但是，很多學者認為這些主觀的指數具有偏見性，不能很好地解釋經濟運行狀況。衡量國家制度能力的客觀指標應該是兇殺案與黑社會經濟。坡伯甫通過研究世界衞生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資料發現，中國在這兩個指標上，都是發展中國家最低的。在2002 年，中國每10 萬人兇殺案是3 起，歐洲和日本是1—2 起，美國是5 起。中國更像一個發達國家。只有少數幾個發展中國家有這樣的兇殺犯罪率。今天，拉丁美洲、撒哈拉南部非洲、前蘇聯地區犯罪率高。

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在重慶的成功實踐，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執政下的國家能力。日本新任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説，雖然“共產黨一黨專政”長期以來被視為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風險因素”， 但實際上這一“弱勢”已經轉變為“優勢”。“優勢”的根源在於，中國共產黨擁有強大的權力。通過支配土地、國民、企業、金融和市場等要素分配行使這一權力，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中國共產黨還投入巨資讓大型建築公司、通信公司和鐵路公司承建公共項目，以迅猛之勢推進基礎設施建設。“民主國家在決策之際必須通過議會進行磋商，而中國共產黨無須經過這一程序。由於中國共產黨擁有強大的權力，可以保證政策得以迅速實施，其速度之快遠非民主國家所及”。

波波夫認為，為什麼經濟自由化在中國成功了，而在蘇聯地區失敗了？這是因為蘇聯地區在轉型過程中破壞了國家制度能力———社會主義的寶貴遺產。而中國在改革開放的30年中，保留了這份遺產。1979 年中國的市場改革帶來的中國經濟的高度增長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1949 年後，建立了一個高效的政府。這個高效的政府是中國過去幾百年間都不曾有過的。比如，北京的共產黨政府在每個村莊都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北京政府在統治中國各地的執法和行政的效率超過秦始皇或者他之後的任何中國朝代與政府。在19 世紀，中國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僅佔GDP 的3% (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的財政收入是12%)。

在國民黨政府期間，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到了GDP 的5%。在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毛澤東留下的政府財政收入達到了20%。20 世紀70 年代，中國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影子經濟幾乎不存在。1985 年透明國際估計，中國的腐敗是發展中國家最低的。

同樣的是，中國不法的影子經濟不到中國GDP 的17% ，低於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

在發展中國家，影子經濟佔GDP 的40%，甚至60%，比如越南、伊朗、約旦、沙特阿拉伯和敍利亞。

4. “歷史終結論”的終結

重慶按照科學發展觀走出的新路，不僅是中國模式的成功展示，而且終結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

近年來，由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了席捲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機以後，由於中國政府沉着應對，率先實現經濟回升向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重要進展，社會大局保持穩定而在世界輿論中引起了對中國模式更加密集的關注和討論。學者吳旭説，“這一次全球化解套的過程，也意味着‘美國模式’統領全球的地位正在走向終結。當然，這絕不意味着其模式的潰敗和消失，而是指其政經模式本身所具有的創新和帶動力出現了衰竭的跡象”。人類發展史本來就延續着波浪式逐級推進的過程。而中國的成功也有其歷史邏輯的合理必然性。

上世紀30 年代資本主義危機後，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新的選擇，成為世界其他國家追隨的發展模式。冷戰結束後，西方的價值觀被《歷史的終結》作者稱為終極的、普適的模式。

許多國家開始擁抱西方政治經濟模式。但是2007 年後的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促使人們關注中國模式的崛起，發現中國的持續增長、中國的復興之路、中國成為全球大國，不需要改變政權，不需要改變主流意識形態，依靠的是政治穩定、社會保障、民生質量持續提高。重慶的“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主義”這種新型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不僅度過了經濟萎縮，而且還享受了高速的經濟增長。

30 年前，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的市場完全自由化了，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就成功了。但是在泰國、菲律賓和印尼，雖然西方的政體在這些國家成功了，但是，經濟沒有上去，民生倒退了。華盛頓共識要求發展中國家承認美國掌握世界的未來權力；承認西方價值的普適性；弱小國家要向西方借錢，必須在政治和經濟上屈從西方，如實行經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為西方的利益集團服務。這是一種過時的西方至上情結。華盛頓共識導致很多國家經濟發展陷入困境。如玻利維亞、阿根廷、墨西哥、秘魯、蘇丹、尼日利亞、贊比亞、烏干達、阿爾及利亞、俄羅斯、印度尼西亞等國。華盛頓共識帶來了食品、能源的價格飛漲，引發羣眾的暴力抗議。結果，軍警殘酷鎮壓。華盛頓共識失去了合法性和吸引力。而中國模式打破了這個範式，中國的成功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另一個選擇。

從這一點上看，科學發展觀的重慶實踐具有全球意義。

世界上沒有一個萬能的、普適的鑰匙能解決所有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如果其不能再保障廣大人民的生活幸福，就失去了合法性。重慶的改革不是華盛頓共識所要求的減少公共領域的支出，如減少對社會保障和公共權力的投入，廢除政府的補貼。削減政府公共支出、減少政府赤字，這將會嚴重影響重慶山區、庫區的脱貧和對弱勢羣體的扶持。世界銀行提倡的新自由主義沒有實現其設想的經濟增長，而重慶實現了。今天解決世界問題不在華盛頓、布魯塞爾，而正在移到新的經濟中心，如北京、上海、重慶。

早期殖民時代，歐洲國家在啓蒙的旗幟下，到非洲和東方國家來，推行歐洲模式，但更多的是一種經濟上的掠奪，而沒有給非洲帶來什麼好處。同樣，20 世紀50 年代的蘇聯模式也沒有給中國帶來什麼好處。今天，中國不再躲在別人的模式話語後面求發展，正在開闢一條自己的道路。由於不斷增長的國內資源需求的制約，中國需要的是經濟持續發展與社會政治穩定，而中國的社會穩定又取決於民生的改善。重慶提供的經驗是，國企的紅利為政府提供了改善民生、提高公共投入、增加就業、建公租房的資金來源，把人民羣眾的物質財富提高到新的水平，從而贏得了廣泛的民心。民生質量指數和人民尊嚴指數高了，羣體上訪和社會抗議壓力就小了。

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啓動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民生工程。現在中國的糧食產量已達5.2 億噸，是1949 年的4 倍；豬牛羊肉5300 萬噸，增長了6 倍；水果1.9 億噸，人均達145 公斤，增長了20 倍；服裝產量超過200 億件，化纖、布匹、尼絨均居世界第一；洗衣機、彩電等210 多種消費型工業品產量也是世界第一；2009 年，汽車產量1300 萬輛，手機用户7.8 億，都是世界第一；電腦1.8 億台，佔全球一半；互聯網用户3.8 億，超過美國與日本的總和。普通高校在校生已超過2800 萬，居世界首位。薄熙來説，“這些數據説明，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不僅在全世界面前站起來了，而且已經發展起來了，晚清時的屈辱早已遠去。講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有硬邦邦的民意基礎和事實根據，在全國人民中，我們黨的公信力實實在在，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足以自豪！儘管還有議論，還有負面的看法，但凡是客觀、公正的人靜下心來看看現實，都會認可我們黨為中華民族做出的歷史性的貢獻”。

2010 年6 月，蓋洛普公佈2009 年全球民生指數為， 中國民眾認為受到尊重對待的比例為91%，高於87%這一全球平均比例。美國2009 年民眾受尊重比例為89%，加拿大和墨西哥比例為93%。懷默霆最近出版了《社會火山之誤解：當代中國不平等和分配不公的認知》。懷默霆2004 年對中國的普通百姓展開了一個系統的全國性調查，直接問他們對1978年以來中國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不平等的個人感受：中國公民對當前的不平等越來越憤怒了嗎？改革時代的“失敗者”，比如農民們是否特別生氣？民粹的憤怒會導致中國的政治不穩定嗎？這項調查結果發現，中國人比別國的公民，例如西方國家公民，對自己的生活和未來的發展態度更積極和樂觀。

弗朗西斯·福山在2009 年9 月號《中央公論》上的一篇專訪(《日本要直面中國世紀》)中説，中國經濟令人驚異的快速發展體現了中國模式的有效性。中國今後的民主法治建設不大可能全盤引進西方理念，而更可能採取立足民生，務實漸進的方式，圍繞環境污染、土地徵用、基層官員腐敗等具體問題，通過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互動、磨合，逐步實現制度的進步和升級。“歷史終結論還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要為中國留下一席之地。”

三、在世界觀念市場推銷“重慶實踐”

當前經濟學家爭論，如果還會發生經濟奇蹟，下一個經濟奇蹟會在哪裏發生？重慶實踐所承載的中國模式是否可以複製？或者是可持續性的嗎？

2010 年6 月《福布斯》雜誌發表的題為《中國還不是超級大國》的文章寫道，“不存在人們熱烈追求的中國模式這種東西”。“中國還沒有建立起一個事實證明可以經歷長期考驗的經濟模式。”

今天西方的主流思潮是，未來的經濟增長奇蹟將發生在墨西哥、巴西、土耳其和印度這些鼓勵個人自由的民主國家裏。而中國這樣的威權國家將會經歷增長放緩或者進入不景氣。

西方學者相信，一個鼓勵科學和創業的國家，不論有沒有平等，都會繁榮起來。因此，印度、巴西和墨西哥將會成為未來世界領袖。威權國家僅僅是在追趕階段取得快速增長，一旦一個國家接近技術前沿，這個國家不可能以拷貝別國發明來求得增長。這個國家只有鼓勵自由的創業精神，只有保障個人的自由和擁有一個民主的政權，才能持續增長。

但是，波波夫説，這種基於創新的增長還有賴於實證研究論證。至少通過考量日本、韓國和中國的專利發明，發現這些國家都在超過或者快速趕上美國。中國國家專利局已經取代了歐洲專利局，成為世界上批准專利數的第四大專利局(世界四大專利局依次是日本、美國、韓國和中國)。早在60 年代，人們在討論未來的經濟奇蹟將發生在哪裏。有人下賭注説，將發生在自由、民主的印度和拉美國家；另有一些人説，將發生在中央集權和政府幹預嚴重的東亞國家；甚至還有人説，將發生在共產黨國家。波波夫説，“我們無法確定未來的經濟奇蹟將發生在哪裏。但是，如果中國的國家能力在改革中逐漸被削弱，中國轉

型到了一個‘正常’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高速增長將會結束。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經濟模式將不再那麼特別了”。

一個大國應該是在思想與意識形態、經濟體系和軍事實力方面都取得支配地位的國家。

美國依然在竭力推行着普世理想———自由和民主。如果中國人自己沒有明確的價值觀，就很難影響世界。在蘇聯東歐解體後，學術界認為，中國進入一個利益多元、多樣和多變的社會後，已經成為這個世界上意識形態最為淡漠和混亂的國家。

中國各級黨和政府組織、社會各個階層需要在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旗幟下儘快形成一種凝聚黨和人民關係的新的認同和理想———建設人民幸福生活的家園。薄熙來指出，“改善民生，既是我們的政治理想和奮鬥目標，也是我們發展經濟的始源和歸宿”。民生導向的重慶發展模式樹立了黨在羣眾中的公信力，增強了人民對黨的信心。

科學發展觀的重慶實踐正在探索着新的發展方式，這個實踐不僅適合中國，更有望通過重慶經驗與浦東經驗、深圳經驗等各地的經驗有機組合在一起，共同實踐並創造“中國模式”。通過深圳、浦東和重慶的經驗，人們看到，中國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自由民主和人權方面不是隻有充當西方國家學生的角色。中國這樣一個西方人眼中的古老東方國家，有能力通過自己成功的實踐來科學定義價值觀，也能成為世界發展新模式、新制度和新標準的制定者和領導者。

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把歐洲的思想觀念帶進了國際觀念市場。美國的軟實力來自美國思想觀念和美國人編制的美國夢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中國的軟實力來自中國原創的思想觀念與中國人編的“中國模式”在國際觀念市場上的競爭力。重慶協調激發個體積極性和公共控制能力已經成為一種軟實力，其對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超過西方模式的吸引力。

中國的改革開放將把重慶探索的實踐帶進國際思想觀念市場。

“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及“重慶實踐”，將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經濟發展的國家帶來實在的政策影響。未來關於政治經濟的學術討論中會加上新的一章———重慶案例能夠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場，並同時為消除它們的極端情況提供很好的借鑑。

20 世紀後半葉，美國創造了一個夢想之地。今天，中國模式及重慶實踐將繼美國之後成為另一個夢想之地。正如霍普金斯大學講座教授吳旭所説：“作為一個有着歷史責任感的大國，中國需要打造、構築和推銷自己的夢想。‘中國夢’不是自我炫耀，而是中華文明為世界發展前景提供的一個答案。” 2003 年，巴基斯坦總統穆薩拉夫在北京對中國商界領袖們説，“過去是屬於歐洲的，現在是屬於美國的，而未來是屬於亞洲的。中國過去20年來的經濟奇蹟成為像巴基斯坦在內的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指路燈塔”。

重慶城鄉統籌試點，和破解中國人格分裂難題是對世界現有發展模式的挑戰。思想界和學界面臨着一個知識轉型的創新機遇。新的知識和觀念將在科學發展觀重慶的實踐中挺拔而出。人們將以更多樣的視角思考中國和世界的前途與命運。如果重慶的實踐和奇蹟真正能成為中國夢、巴基斯坦夢、尼泊爾夢、塞內加爾夢……人們現有的政治經濟社會知識範式將發生扭轉乾坤的鉅變。科學發展觀在重慶實踐中產生的新經驗和新觀念可能成為影響世界發展的新知識。

無論是重慶夢，還是中國夢，還是美國夢，上海浦東開發區早期的建設者趙啓正説，“一個國家的夢必須由全體民眾的夢組成，脱離了多數人的夢，國家的夢就成了空中閣樓，必然是不能實現的夢”。“五個重慶”編織的美妙世界是每一個重慶人的夢，也是全世界許多人的夢想。這樣的重慶夢和中國夢等於中國的軟實力，是一種榜樣的力量和相仿的力量，應該在國際觀念市場佔有一席之地。重慶故事和重慶夢是一個能夠打破話語障礙、激發共同興趣的話題。

重慶是鄧小平走向世界的地方，今天的重慶正處在走向世界的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