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摸石頭過那條河？

自從國家競爭出現以來，就有兩種發展模式之爭。中國的秦漢之制，修長城、修運河、車同軌、字同文，是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看得見的手”的典型。前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打敗德國法西斯，更是成為民族國家抵禦帝國主義列強的典範，和新中國前三十年趕超的目標。曾幾何時，鴉片戰爭與甲午戰爭之敗，打破了中國文化兩千年的自信。啓蒙運動把趕超西方列強作為國家強盛的主流。英美模式“看不見的手”主張市場主導經濟發展，一度成為20世紀70年代之後各國改革的潮流。前蘇聯的瓦解更讓日裔美國學者福山宣佈“歷史的終結”，也即資本主義最終戰勝社會主義。問題是2008年美國發源的金融危機和中國的崛起，給兩種模式的優劣之爭出了新的難題：如何理解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如何定位中國經濟危機後的調整方向？

中華民族的特點是重經驗，輕理論。所以改革的特點是“摸着石頭過河”。過河的方法是從試驗中探索，避免了東歐前蘇聯（以後簡稱蘇東）輕易相信西方經濟學權威，搞休克療法和全盤西化所走的彎路。但是中國選擇趕超的目標也付出了代價。假如發展 方向是過河，河的對岸就是當時中國趕超的西方大國，這似乎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仔細回想一下中國發展的歷史就會發現，中國不同時期過河的趕超目標，實際上 是隨歷史潮流變化的。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過河目標在是趕超蘇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我們那時確實學到蘇聯建立基礎工業的先進經驗，但是並沒有 注意蘇聯模式已經暴露出的不足，例如輕視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導致居民消費落後於西方，使人心思變。從20世紀80年代開放以後，中國又以趕超美國為目標了，也借鑑東亞尤其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 驗，迅速發展了市場經濟和出口貿易，大大改善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和生活水準。但是，學術界在全盤引進西方經濟學體系的同時，同樣沒有注意美國和日本模式已有的侷限。例如，我們引進美國的生活方式，也引進了美國的現代病，學了日本加工出口的經驗，卻沒有注意日本在金融競爭上敗給美國的教訓，導致中國在經濟發展速度上居全球之首，在國際論壇上卻沒有話語權，至今沒有擺脱美國主導的不平等的國際金融秩序。如果中國不能走出“摸石頭過河”的侷限，就難以擺脱拉美、東亞對美歐發達經濟的依賴。所以，中國的理論界和領導人能否“觀全局航海”，看清歷史的經驗和當代的潮流，走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就成為中華文明能否再創輝煌的歷史考驗。

為了把握世界格局演變的大勢，我們先來看一組數據。中國30年來的改革開放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如果按聯合國統計的真實GDP的增長倍數來看，世界GDP總量過去30年間增加了2.34倍。低於世界水平的依次是美國（2.33），巴西（2.31），日本（2.02），西歐（1.85），德國（1.80），東歐（0.99），俄國（與前蘇聯比較只有0.71）。高於世界水平的是東亞（3.31），印度（5.48），和中國（16.51）。

如何理解這一組數據？迷信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人認為：中國改革的成功在於市場化，中國深化改革的方向還是市場化。假如此説為真，則蘇東的經濟發展應當遠遠高於中國，因為他們不但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基礎設施遠遠優於中國，而且全盤引入西方的憲政與產權制度，國有企業和土地徹底私有化，外貿和金融全面自由化，所謂的休克療法和華盛頓共識，完全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及西方著名經濟學家的指導下進行，其結果是全面喪失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遺產，鉅額通脹和貨幣貶值摧毀居民儲蓄和社會保障。轉型20年，東歐不僅經濟發展停滯在轉型前的水平，而且近20年來人口持續下降達23%，遠超過中國3年自然災害人口下降約3%的損失。俄國經濟學家估計，休克療法的經濟損失不僅超過二次大戰，而且超過一次大戰加內戰和饑荒。東德約幾千億馬克的國有資產，在私有化後的淨值為負，打破了東德居民企圖社會分紅的夢想。東歐的國有銀行幾乎全部被跨國銀行兼併，使得應付金融危機的能力還不如東亞金融危機時的東南亞國家。如此大的社會財富轉移，都在民主化、自由化、私有化的合法程序掩蓋之下。沒有保護人民利益的主權國家，只有“國弱民貧”，何來“民富國強”？

這次金融危機前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發明了“儲蓄過剩”理論，把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歸之於中國和東亞國家的“過度儲蓄”，造成“全球（貿易）失衡”。 他的理由是中國貿易出超積累的外匯儲備，購買了大量低利率的美國國債，導致美國房地產泡沫和金融危機。解決全球失衡的辦法是美國增加儲蓄，中國增加消費。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如何增加消費呢？伯南克開出的藥方是中國學習西方的現有辦法：發展社會保障使居民消費無後顧之憂，實行金融自由化和保護產權以吸引外國資本。他的憂慮在目前的全球失衡表現為資本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他雖然承認這對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穩定有利，但是對老齡化的發達國家維持既有的福利制度不利。他主張的國際調整是逆轉資本流向，讓資本從發達國家重新流入發展中國家，並獲取高回報，以支撐西方老齡化的福利社會。如此明顯自利和自相矛盾的理論和政策，不僅成為美國諾獎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和美國國會壓迫人民幣升值和打一場貨幣戰爭的理由，還成為西方媒體為中國人民叫屈的論據。按照克魯格曼的分析，迫使人民幣升值不僅能減少美國的失業，還會增加中國人民的福利。西方經濟學家給中國開出的其他刺激消費的主張包括，提高最低工資，鼓勵獨立工會加強與企業談判的力量，推行法治以降低決策程序和增長速度等等。似乎中國過去30年改革的成就不是帶動全球脱貧的動力，倒是世界不穩定的根源。而西方高消費和軍備擴張帶來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危機，不是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內生的矛盾，卻是發展中國家起飛帶來的衝擊。奇怪的是，伯南克和克魯格曼的謬論能輕易左右世界媒體，連中國不少從西方教科書上而不是從歷史經驗學習市場經濟的學者，也積極響應人民幣升值和刺激消費的主張，其動聽的口號便是“民富國強”和“藏富於民”。歷史能證實他們的主張嗎？

這次美國金融危機最令人矚目的事件，是代表美國工業精華的三大汽車公司瀕臨破產，不得不“國進民退”，祈求政府救助。美國通用、福特、克萊斯勒等三大壟斷汽車集團，近百年來在市場份額，資本技術，和全球銷售網等方面都居世界前列，怎麼會瀕臨破產？是輸給中國的進口車嗎？不是，是輸給了在美國設廠的日本、德國、和韓國的汽車公司。為什麼？他們勞工的工資成本相同，但是醫療和退休的負擔不同。美國汽車公司的福利負擔是後起的外國公司的2倍。因為美國壟斷企業在高峯時簽下的福利契約到面臨競爭時便無法兑現。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福利制度比國家承擔的福利制度遠為脆弱。更糟的是，美國人均醫療成本是歐洲大陸國家的2倍，是日本和英國的3倍，中國的60倍。為什麼？日本、英國是公費醫療，成本最低。歐洲大陸雙軌制，成本居中。美國全是私有制把公共服務作為盈利產業不算，保險公司、製藥公司、還和醫院壟斷共謀，人為抬高醫療價格和利潤。美國有鼓勵醫療訴訟成為民事律師的巨大財源，美國醫療成本的40%是行政和打官司的成本。美國醫療產業的“民富”導致“國窮”。就算美國製造業的技術可能領先西歐和日本，如此高的醫療成本導致的勞工成本，如何能進行國際競爭？

我早在2009年奧巴馬上台前的紐約國際研討會上建議，要創造美國的就業，改革的上策是打破壟斷，包括打破金融壟斷和醫療業的私有化和壟斷。但是美國民主黨控制的國會連奧巴馬的中策，即建立國營醫療保險公司和私營公司競爭的提案也通不過。奧巴馬在“社會主義等於法西斯”的媒體輿論和眾多暗殺威脅下退卻，不但保留既得利益集團的蛋糕不動，還要兑現全民醫保的競選許諾而擴大醫療黑洞，實在是下下策。誰來買單呢？美國選民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加税政治上不可能，發債國內沒錢買，除了明逼人民幣升值、暗地收賴債之效外，美國的政客哪有什麼辦法為美國創造就業？只會許諾開空頭支票罷了。

西方經濟學家宣傳私有化、市場化能最優配置資源的神話，對美國並不成立。要是美國公債利率低是房地產泡沫的原因，為什麼中國投資基礎設施，而美國不投資基礎設施呢？伯南克自己承認是美國鼓勵消費的税收體製造成的。美國為了刺激短期消費來緩和經濟蕭條，立法房地產抵押貸款的利息可以減税，鼓勵美國居民買不必要也付不起的大房子。卯吃寅糧，才有今日的全面危機。美國把失敗的藥方拿來推銷給中國，行得通嗎？

再給大家看一組數據。世界各國在金融危機中的百分經濟增長率，依次為：中國（9.1），世界（-0.7），美國（-2.6），歐盟（-4.1），日本（-5.3），俄國（-7.9）。日本和歐盟比美國的福利待遇高，經濟增長率就低，面對危機的承受力也低。

有人從西方的表象出發，誤以為城市化是提高居民收入的動力，把中國的户口制度理解為不平等的根源。他們不理解科學技術才是提高生產率的動力，教育差距才是收入差距的源頭。舉例言之，西方國家在一次大戰前並無簽證制度，中國勤工儉學的留歐學生買張船票就可前往，哪有如今的外語考試、財產證明、還要簽證審查，不是變相户口是什麼？如今在美國留學的大學生沒有工作許可竟不許工作，這是原始公社就有的“人權”即工作權或生存權。沒有户口限制的美國紐約、洛杉磯、芝加哥等大城市的貧民窟，擠滿了長期失業的黑人，印度大城市的貧民窟更為嚴重。美國、西歐的血汗工廠比比皆是，骯髒辛苦的行業依靠的都是“非法移民”，美國主要是墨西哥人，西歐先是土耳其人和非洲人，近來又加上南斯拉夫和東歐的移民，包括大批長期失業被迫到西方當妓女的知識女性。顯然市場經濟加移居自由並不能解決就業問題。沒有穩定就業，何來持續消費？

造成中國低端產業工人低工資的原因，不是中國過低的最低工資法，而是美國沃爾瑪等營銷巨頭掌握的採購定價權。中國出口的產品大都經過跨國公司的營銷渠道。美國零售市場上出售中國造的芭比娃娃售價10美元左右，付給中方企業的不到4毛錢。中國多數出口企業只有百分之幾的微利。中國汽車、手機、家電都有上百家企業的競爭激烈，美國幾乎所有行業都是幾家、至多十幾家寡頭壟斷。航空業兼併後只剩波音一家，外加美國國防訂單的補貼。所以，中國企業為了生存，必須依靠自身積累進行技術更新。中國儲蓄的大頭是企業，而非政府。居民儲蓄相對穩定。由於家電產品不斷降價，中國城鄉居民的生活設備迅速改善，彩電，手機，家電普及到窮鄉僻壤。

相比之下，美國金融危機使美國的社保基金和退休基金幾乎縮水一半。老齡化社會只會減少儲蓄而非增加儲蓄。西方社會維持福利的唯一辦法是開放移民，這在標榜民主制的西方國家又意味着政治生態的改變，在政治上難以接受。例如，美國因為墨西哥移民的人口激增已經在實際上成為雙語國家，白人居民和非洲裔居民的矛盾之上，又新增和拉丁裔民族的文化衝突。伯南克和克魯格曼想用逼人民幣升值的辦法來逆轉西方老齡化社會競爭力衰退的趨勢，無疑是異想天開。

中國人要是像日本人一樣迷信西方理論，放棄自己的競爭優勢，無疑是自廢武功。幸運的是，如今中國的執政者是在上山下鄉的實踐中摸索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不是在西方的課堂上學習現代性的思維。究竟推行西方式的福利制度和法律制度是改善還是降低了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和中國工人的待遇，只有試驗之後才知道。有趣的是，中國人總是會將外國經驗中國化。毛澤東發明的農民游擊戰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明，鄧小平鼓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即包括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外來建設性投資、和非盈利經濟的混合經濟，顯示出比蘇東和歐美還有生命的學習能力和競爭能力。記得中國在加入WTO之前，西方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都悲觀地以為中國的農業、金融、汽車業必然全軍覆沒。然而短短十年，不但中國農業養活13億人口還有出口餘地，而且金融危機之後，中國銀行的市場價值超越美國巨頭，中國汽車的銷量超過美國，中國的高鐵後來居上為世界之冠。這説明中國既有“看不見的手”，也有“看得見的手”，兩者協作成為“合作的手”，並沒有落入西方政治角力的僵局。反觀美國民主黨統治的國會，未能打破金融壟斷，反而給金融寡頭保駕護航，從而犧牲了實體經濟恢復的可能。美國的大工會並沒有代表美國勞工階級的長遠利益，令人深思。

中國提出科學發展觀是深謀遠慮的。新古典經濟學推行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問題多多，不是科學的經濟體系。西方經濟學定義的國民生產總值，完全沒有區分有效投資與無效投資，沒有區分健康消費和有害消費，猶如醫生不區分營養與廢物一般，如何能測量一國真實的經濟發展和居民福利。舉例言之，假如國人節制飲食，鍛鍊身體，則創造的GDP遠低於高消費、現代病帶來的醫療消費所帶來的GDP，開賭場、妓院所刺激的消費遠遠大於讀書、健身帶來的消費。媒體報道的中國日益嚴重的城鄉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城鄉結構和教育結構造成的。價格差距扭曲了生活質量的真實。中國鄉村的農民蓋新房，每平方米的成本只有幾百元，北京、上海新畢業的大學生如買房，每平方米的價格高達幾萬元，有多少人的收入流能付得起月供？筆者90年代在北大當教授，分到的宿舍三室一廳的月租只有10元錢。如今新歸國的留學生人心惶惶，哪有調查研究中國國情的心思？只好宣讀西方課本謀生罷了？這是中國學術界遠遠落後於改革現實的原因之一。究竟是城市居民收入增長太快了？還是城市居民的安居成本或壓力指數增加太快了？再説為什麼大批農民工回鄉？為什麼大批城市退休職工到農村買小產權房？這説明改革後中國農村的生活質量超過了大城市，後者環境污染、交通阻塞、房價高漲下的生活質量，無法用名義收入的增長度量。

世界技術革命加速的代價是知識和技術迅速過時，現代化的代價是創造性毀滅。全民必須不斷進行終身的再教育。教育過時的居民必將被新興產業淘汰。所以全世界房價最高的地方，多是周邊學校較好的地方。房價反應的是教育的影子價格。這是為什麼西方好的研究型大學大都設在地價便宜，沒有商業干擾的小城市，大城市的好學校多是非盈利的模式。中國好大學集中在北京等大城市，大城市學生的分數線反而低於中小城市和邊遠省份，造成全國先富起來的居民不是投資研發，而是投資大城市的住房，為改變子女上學的不利地位而投資甚至投機。而急劇老齡化的退休幹部和居民，不是移居生態良好的鄉村，而是沉澱於大城市，即使最好的醫院為他們服務，也改善不了他們的生活質量。生活改善了的農民只在城市候鳥般地來去，城裏人找保姆和護工日益困難。為什麼各級政府要片面推行美國式的城市化，建立日本式的超大城市，而不學習西歐北歐的城鄉對流，建設中國的分區發展呢？在信息化的時代，歐洲開始去城市化，中國城裏人開始下鄉建市外桃園。

前面説過，西方醫療成本的爆炸是福利社會瓦解的重要因素。西醫發展的分析科學，用越來越多的物理化學手段分析人體，成本爆炸，卻無法理解人的整體機能。越來越多的癌症患者改為轉變生活方式，學習中醫和其他自然療法。要避免西醫分析思維造成的醫療黑洞，中國如能在現代科學技術的基礎上，發展整體論的養生模式，推廣中國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應該能走出西方式現代化的誤區。這就要我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協調發展。既要打破包產到户的温飽陷阱，也要突破英美模式過度個人主義的侷限，因為整體大於部分之和。

“民富國強”或“藏富於民”的口號似乎極具吸引力，歷史的現實卻是“國強民穩”或“國泰民安”。中國是這樣，西方也是這樣。世界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民富”可以持續。中國有句話説“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現實世界幾乎“二世而斬”。富起來的家庭後人，只要依賴祖先留下的遺產去買自己能力無法維持的享受，往往失去艱苦奮鬥和艱苦創業的精神。這是為什麼英美帝國先後衰落的原因。社會福利加速而非延緩這一退化的趨勢。中國大城市中年輕人的奮鬥精神，就往往不如農村和中小城市的年輕人。

中國文化追求小康，而非追求大富，是有深刻人生智慧的。中國以天下為己任的賢人，也不會追求西方時尚的炫耀消費。唐代的富裕吸引大批外國移民，最後國防都依靠僱傭軍，以致國破家亡。羅馬帝國，大英帝國都是同樣的命運。巴菲特和比爾蓋茨都主張把私人積累的財富大部捐給社會。中國持續發展的目標究竟是國泰民安，還是民富國強是顯而易見的。

有人鼓吹金融市場是藏富於民的最佳工具。我也警惕政府尋租的可能。西方高税收高福利的代價是降低國際競爭力，但是金融自由化對社會福利的危害可能更大。美國過去20年的金融自由化，是加大而非縮小了收入差距。烏克蘭經濟轉型時實行的市場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經濟下降約60%，通脹曾高達3000%，貨幣貶值到7萬分之一。國有資產大規模流失。地大物博、科學先進的烏克蘭居民的儲蓄灰飛煙滅。沒有負責任的主權國家謹慎的宏觀政策和金融監管，“藏富於民”是神話而非現實。法國工人最近的大罷工無法阻止延長退休年限的法案。未來西方國家居民只能接受福利下降儲蓄貶值的現實。除了重新振作，像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工一樣競爭之外，我想不出什麼市場、什麼制度能保持“民富國強“的持續。我給我的孩子的遺產不是金錢和財富，而是學習精神和學習方法。

中國人講“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所謂知己，就不能滿足遊歷西方的啓蒙家那樣只注意西方的長處，也要向企業家那樣注意競爭者的短處。西方的危機，就是中國的機遇。中國的經濟學家尤其要重視西方的教訓，總結中國的經驗，為發展中國家找到科學發展的新路，包括建立更切合實際的經濟學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告別“摸石頭過河”，“走向觀全局航海”。這是我對中國理論界和領導者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