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盛剛：全球化和世界秩序的重建

冷戰後，並不是歷史的終結和文明的衝突成為世界秩序重建的主導，而是全球化，即由西方跨國公司和全球公司主導的資本、技術和產業從西方向東方的遷徙，徹底改變了全球經濟政治的格局。

全球化是由美國和西方國家設計和倡導的，至今經歷了全球化，大逆轉和再逆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政治全球化時代，它主要由美國和西方國家，以及代表它們利益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為主導者，目標是將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場理念推進到前蘇聯地區，進而全球，以達到歷史的終結;它們認為其它國家要現代化，唯有照搬西方模式，因為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已證明是不可行的，通過對其它國家的資本和文化輸出，以及援助和向其開放市場，它們將被西方化、美國化，從而被納入西方體系。第二階段為全球化的大逆轉，即全球化並未按照其設計者的意圖展開，而是偏離了方向，全球化不再是美國化和西方化的同義詞。西方跨國公司和全球公司成為全球化的主導者，全球化的區域從前蘇聯地區轉向亞太和南美國家，其目的是追求更大的利潤。為了追求更大的利潤，跨國公司跨越國界，將全球作為一體，優化資源配置，將資本和技術從西方轉向中國和發展中國家，把它們作為全球廉價生產基地。因為從比較優勢來講，中國和發展中國家有充足的廉價勞動力市場，優惠的投資政策以及巨大的消費市場。而美國及西方國家發展已經趨於飽和，產能過剩已經嚴重阻礙了其發展，投資回報利潤空間趨於稀薄，企業間競爭日趨激烈。

西方資本、技術及產業的轉移，扭轉了全球經濟結構，也逆轉了全球化的方向，中國和新興經濟體國家成為了全球投資中心，進而成為全球最有活力的經濟體。中國作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外資投資接受國，已發展成為世界工廠，全球第二大製造業中心;製造業的發展又使中國成為最大外貿出口國;而外貿出口又使中國成為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和全球第二大財政收入大國。隨着實體經濟的發展，中產階級崛起，社會漸漸向橄欖型結構發展。與此相比，美國和西方國家由於資本和技術的轉出，特別是跨國公司將生產基地遷徙到中國和其它新興經濟體國家，就業市場萎縮，失業率高居不下，中產階級狀況每況愈下;消費依賴於進口，而進口導致貿易逆差的加劇，以及貿易赤字和債務的急劇上升，大多數西方國家已從往日的債權國淪為債務國。

全球化的大逆轉徹底改變了全球經濟結構，窮國在變富，富國正在變窮，全球經濟中心正在從大西洋地區向太平洋地區轉移，全球化已全然不再是西方化和美國化的同義詞。顯然，全球化的逆轉是美國和西方始料未及的。冷戰後，全球化變化的第三個階段為後全球化時代，它是美國和西方試圖對全球化大逆轉的再逆轉，平衡全球經濟結構對美國和西方的不平衡，扭轉經濟中心從西方向東方的傾斜。美國和西方國家重回全球化的主導者，從市場邏輯向國家邏輯迴歸，一方面阻止或減緩從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進口，以及阻止國內資本和技術進一步的外遷;另一方面將再工業化作為重點和長期戰略，將搶佔低碳技術和以其為核心的產業革命作為振興的希望，以期重新推動就業，提升出口，增加國家競爭力，重回全權霸主地位，引領全球經濟發展的潮流。

全球化是全球經濟政治結構變化的產物，但同時反過來又深刻影響了前者的變化以及世界秩序的重建。冷戰結束，美國一超獨霸，美國和西方國家成為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的主導者，推行全球化戰略，目的就是使前蘇聯地區和世界其它地區成為美國化、西方化。但全球化的逆轉徹底改變了這一進程，短短20年，美國和西方國家已債務累累，其實力正在衰退中，忙於自救，而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正在崛起，成為全球經濟最有活力，發展最快的國家和地區，為此世界秩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首先，經濟問題已代替意識形態和文明的衝突，成為國際政治主要問題，經濟問題成為大國之間博弈和合作的焦點。其次，中國和美國關係已成為全球最主要的大國關係，一方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一方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前者在衰退中，後者正在崛起。兩國關係不僅影響雙方，而且將影響全球，中美和，則世界和，中美鬥，則世界和平就會受到影響。其三，南北經濟關係已代替過去的東西方政治關係成為了國際政治的主流，北方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儘管依然是全球政治經濟的主導者，遊戲規則的制定者，但他們在衰退，已無力獨自領導世界，不得不要求中國和崛起的其他新興經濟體國家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南方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國家，隨着其經濟力量的發展，要求改變現有的國際體系和遊戲規則，要求在國際舞台上有更多的話語權和平等地位。其四，G8代表美國和西方發達工業國的組織已成為過去，已不能再代表全球發展的現狀和趨勢，G20已成為目前全球最具有代表性的國際機構，它是全球兩大勢力，美國和西方國家，與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協商、溝通和決策的國際平台。其五，由此五百年來，以西方大國為代表的全球政治趨於結束，代之以起的將是更多的正在崛起的，發展中的中等強國，它們將成為全球力量的主體，西方少數大國政治將向國際政治民主化的方向發展，國際政治結構將趨於橄欖形狀方向發展。

那麼，在後全球化時代，隨着美國和西方國家重回以國家為主導的經濟戰略，從全球化倡導者成為反對者，逆轉全球化的大逆轉，世界秩序將會發生何種變化呢?顯然，國家間的矛盾和衝突會加劇，特別是在美國和中國之間，主要特徵為經熱政冷。一方面經濟上，各國高度相互依存，這是因為經濟全球化的結果。但是在另一方面，政治上矛盾衝突將加劇，這會阻止經熱的進一步發展，這是因為經濟全球化其結果是不平衡的，對有些國家有利，對有些國家不利，所以有些國家反對，有些支持。國家邏輯首要考慮的是國家利益，和國家的競爭力及福利的最大化，而不是基於市場邏輯，把利潤和如何最有效的利用資源，優化配置作為第一考慮，儘管目前全球正在趨於一個無邊界的世界，但國家依然是國內和國際經濟事務中的主導者。那麼，在後全球化時代美國和西方國家是否能逆轉全球化的逆轉，扭轉全球經濟中心的轉移，重回霸主地位?當然要再回到全球化即是美國化和西方已不太可能。或許全球格局將繼續沿着市場邏輯，趨於向扁平化和民主化方向發展?或者美國和西方繼續衰退，中國繼續保持持續發展，最終代替美國成為全球主導者?這將取決於國家間特別是美國和中國之間下一步的競爭和博弈，也將取決於國家邏輯和市場邏輯的抗爭和博弈，因為在現今國際舞台上，除了國家之外，跨國公司和全球公司已越來越成為經濟事務的主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