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誰能使中國恢復“大國”地位

引言

學術和文教體制從屬於主權國家，受主權國家利益支配——如果一箇中國人在國外（比如美國或日本）接受大學教育和學術訓練並進而獲得教職，接下來的生涯就得為所在國的文教體制效力。倘若所在國的國家理由與中國的國家理由並不一致，這類華僑學人的學術位置就面臨某種尷尬，這種情形尤其見於社會科學領域——最突出的莫過於政治學的中國研究。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鄒讜著，王寧、周先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凡引此書僅隨文注頁碼。）是已故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鄒讜的成名作，這本書並非意在描述美國在中國的失敗，而是致力探究美國為什麼在中國失敗——鄒讜先生用五百五十頁篇幅（按中譯本計）對這一問題做了透徹解答。鄒讜是中國人，但本書是“美國外交軍事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and Military Policy）”委託的研究項目，出發點是美國理由，實際上在替美國政府總結教訓——作者會有國家理由衝突的尷尬嗎？中國人的歷史感覺會影響作者的學術判斷嗎？

俄國十月革命那年，鄒讜出生於廣州，父親是跟隨孫中山的老革命黨人，抗戰期間畢業於西南聯大，1951年在芝加哥大學政治系獲博士學位，“文革”爆發那年出任該系教授，1999年病逝於芝加哥大學醫院。《美國在中國的失敗》出版於鄒讜獲得教授教席之前的三年（1963年），當時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仍處於敵對狀態，冷戰風雲密佈，該書力圖為美國理由作出學術貢獻，甚至帶有冷戰意識形態修辭，當屬題中應有之義。不過，作者採取美國政治學界主流的行為主義政治學方法（所謂“條件-反應”模式，參見“前言”，頁2-3），並不避諱美國政府制定對華政策時的判斷失誤和決策錯誤。美國在中國的失敗，自然包含國民黨在中國的失敗——作者的父親鄒魯是國民黨元老，曾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長、中山大學校長、中央執行常委、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委等要職，卻未見作者有為尊者諱之嫌。尤其難得的是，作者的學養出自“自由主義佔支配地位的美國政治傳統”（頁195），自由主義政治信念並沒有讓他像有些華僑學人那樣因反共情結擾亂自己的學術視線——這種情形過去和現在都司空見慣。因此，儘管該書明顯在為美國政府總結對華戰略失誤，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獲得學術教益，在認識美國的“國家理由”的同時，認識我們中國的“國家理由”。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研究的歷史時段起自太平洋戰爭爆發，截至朝鮮戰爭爆發，也就是説，從美國在1941年底遭日本突襲後被迫對日宣戰，到1950年冬天中國志願軍讓美軍在朝鮮半島遭遇意想不到的打擊為止。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總統羅斯福曾提出一個戰略構想：幫助中國成為“強大、統一、民主的大國”，作者論析的重點就是這一戰略構想失敗的種種原因。引人興味的問題馬上來了：使中國成為“強大、統一、民主的大國”不正是二十世紀無數中國志士仁人的奮鬥目標嗎？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説，這一奮鬥目標失敗了嗎？同樣令人感興味的是：美國通過二戰並在二戰之後才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國”，本書讓我們看到，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崛起與中國恢復“大國”地位的歷程，竟然相當程度上糾結在一起。如今，中國的國際戰略研究面臨的緊迫問題據説恰恰是：中國已經崛起為“大國”，但與美國這個老牌大國的關係卻變得更加微妙。本書出版到今天，五十年快過去了，與1963年之前的國際權力格局和中國政治形態相比，中國與美國的關係無疑發生了根本變化。既然鄒讜教授的這項研究着眼於總結美國當初幫助中國成為“大國”的構想失敗的成因，對於我們如今的國家戰略研究就是不可多得的稜鏡，有助於我們看清當今中國面臨的所謂大國問題。

鄒讜教授着手本書的研究計劃時，中國的第二共和（新中國）早已攻克國民黨佔據的浙東島嶼，和平解放西藏，中國已經恢復政治大國形象，至於是否已經是“強大、統一、民主的大國”，恰恰需要討論——對中國人來説，起碼“統一大業”尚未完成。但頗具諷刺意義的是，迄今仍在阻礙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恰恰是曾致力使中國成為“強大、統一、民主的大國”的美國。無論如何，中國恢復“大國”地位，絕非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才有的事情。嚴格來講，我們今天僅僅是在改變大國形象或增加大國形象的光譜：不僅是政治大國，也是經濟大國。（鄒讜後來一直從事中國二十世紀革命研究，改革開放以後，鄒讜教授是最早回到大陸擔任客座教授的華僑教授之一，並一直跟蹤研究中國的改革開放，他後來的兩部被譯成中文的文集頗值得參看：《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尤其是《中國革命再闡釋》（甘陽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簡稱《再闡釋》，隨文注頁碼）。）如果從中國的主權國家理由來讀本書，作者當年基於美國的國家理由總結的若干具體教訓乃至立論觀點、政治信念和論述框架，多有似是而非之處，因為，作者在書中明裏暗裏多次伸張中國的國家理由。本書的吸引力首先在於：作為一個對中國的國家理由有所承擔的中國學人，鄒讜教授如何基於美國自由主義政治學傳統為美國的國家理由總結教訓，如何處理因視角的敵我變化而導致的困難——所謂“三思”，意指“大國”的三個關鍵詞“強大、統一、民主”值得三思。

1.美國有義務使中國變得“強大”？

作者從十九世紀最後一年美國政府宣佈關於中國的“門户開放”政策開始下筆：1899年9月，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向德、俄、英、日、意、法等國發出照會，宣告美國政府關於“對華門户開放”的政策。這一外交聲明對上述各國提出兩點要求：保障在中國的所有外商享有均等待遇；保持中國的領土與主權完整。美國政治家把這一聲明看做美國的國家理念尊重別國領土與主權完整的體現，甚至認為與美國的獨立宣言精神有關，反映出美國的國家理由具有“道義上的優勢”（頁512）。鄒讜的研究以這一政策聲明為基點，美國在中國的失敗意味着聲明的兩點要求最終未能實現。在美國政治家看來，對美國人的“集體自我意識來説”，“喪失中國”堪稱“真正的創傷經驗”（摩根索“序”，頁2）——似乎美國的“道義”之舉遭到失敗讓美國人痛心。但鄒讜的修辭卻頗值得玩味：聲明的兩點要求是“美國在以後的五十年間斷性地、並不十分有效地遵循的兩個目標”（頁2）。這無異於説，儘管美國的這一外交聲明具有“道義上的優勢”，但美國從未一貫地、也未有效地遵循過：言下之意，美國的實際行為並不道義——這就是我所説的似是而非。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用英文寫成、在美國出版，説美國政府關於“對華門户開放”的政策具有“道義上的優勢”，在美國讀書界看來不會有任何問題。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後，在中國讀者眼裏，情形恐怕就不同了。人們會覺得，這一基本立論並不符合當今社會科學所宣稱的“中立化”原則，以至於中國讀者可以進一步質疑，社會科學是否真的能做到“中立化”——不過，這是另一個問題。至少，從中國人的立場來看，讀者很難認同美國政府的這一政策聲明具有“道義上的優勢”，反倒可以看到，美國的“帝國意識”發矇較遲：當美國覺得自己也可以更多佔有中國資源時，歐洲和亞洲的列強正在竭力擴大已經奪取到的中國資源的份額。“對華門户開放政策”的第一個要點“各國貿易機會均等的原則”無異於説，作為後來者的美國在瓜分中國利益方面應該與其他列強平起平坐、利益均沾（海約翰的傳記作者的評語説得幾乎毫不掩飾，參見頁512）。所謂保持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主張，聽起來的確讓我們覺得，美國是個道義國家，事實上，這一主張保障的恰恰是美國能夠與其他佔先的列強在中國利益均沾：保持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是利益均沾的前提。這就是著名的門羅主義的妙用——如果列強瓜分了中國，美國可能獲取的利益便成了泡影。

1899年美國政府的這一對華政策聲明實際表明，美國剛剛在萌生大國意識。事實上，儘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已經成為大國，但大國意識直到二戰初期仍然並不強烈。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不久（同年10月），羅斯福總統曾發表著名的“隔離演説”，以暗示的修辭呼籲國際社會聯合行動孤立日本，隨即遭到國會議員和美國公民強烈反對，結果總統第二天就在記者會上改口——日本軍機轟炸停泊在南京附近的美國炮艦帕內號，海軍將官萊希提議對日實施封鎖，這一建議雖然相當温和，卻“根本無人理睬”（頁18）。1940年，納粹德國攻佔荷蘭和法國，重創英國，日本在亞洲的侵略行動向東南亞擴張，威脅到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列強的東南亞殖民地，美國才被迫開始成為“大國”：1940年7月，美國國會批准建立大西洋艦隊和太平洋艦隊（頁19），對日實施經濟封鎖——僅僅一年後，日本對美國不宣而戰，美國才被迫將經濟制裁升級為戰爭，被拖入非當“大國”不可的境地。我們知道，美國後來成為大國乃至如今維持大國地位，很大程度上憑靠的正是強大的海軍力量，並一直保持超強的軍備製造能力——所謂“民主的兵工廠”。

1942年間，羅斯福才有了“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戰略構想，它包含兩項具體設想：在國際政治方面，邀請中國參與反法西斯聯盟，成為“四警察”國家之一，維護世界秩序。在1943年冬天的德黑蘭會議期間，羅斯福終於説服斯大林和丘吉爾，由蘇聯、美國、英國、中國四國“充當國際警察，防止或遏制侵略行為”（頁54）——這就是著名的“四警察國家”提案。當時，丘吉爾覺得羅斯福的提議絕對荒謬，因為中國是扶不起的阿斗，儘管他心裏清楚，英軍在日軍面前的表現丟人現眼。其實，羅斯福何嘗不清楚中國的狀況——開羅會議期間，羅斯福曾對蔣介石提出，打敗日本後把琉球歸還中國，蔣竟然拒收，希望中美共管，的確像個阿斗……1945年春，羅斯福對丘吉爾説了心裏話：“中國要成為一種值得嚴肅對待的力量，需要三代人的教育和訓練”（頁65）。羅斯福堅持不把中國這個阿斗排除在外，顯然自有其算盤，不足為怪，奇怪的是，迄今不少聰明的中國智識人對此心存感激。

第二項具體設想是：促使國共兩黨合作，以和平方式建立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鄒讜説，這一設想極富政治遠見，因為它考慮的不僅是為了讓中國當下有效拖住日本，還考慮到戰後的國際權力均衡，使得中國在戰後能夠不倒向蘇聯，以便美蘇在亞洲保持勢力均衡（頁31、35）——鄒讜強調，這一設想是四十年前“對華門户開放政策”的“偉大延續”，言下之意，這一設想同樣具有“道義上的優勢”。的確，即便在今天聽來，“使中國成為大國”的設想仍然會讓我們不少智識人興奮，覺得美國是個“高尚”的大國，畢竟，還有什麼比自己尚未成為一個“大國”就在設想幫助另一個國家成為大國更為“高尚”的呢？

然而，鄒讜讓我們看到的實際情形卻與此相反。首先，當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一次又一次受到日本帝國的實際損害時，美國並沒有出面擔當“道義者”角色，派出自己的武裝力量幫助中國捍衞領土和主權完整，沒有做出任何高尚的政治行為。日本大舉入侵中國以後，當時美國的國際戰略學家就説，“中國在軍事上處於絕對無法自救的境地，與中國結盟當然並不意味着會增加我們的力量，相反會成為我們必須履行的額外義務”（頁512）——言下之意，美國袖手旁觀為好。果然，日本帝國全面侵華後，美國不僅沒有鐵肩擔道義，還繼續與日本做生意，買給日本最基本的軍工原料（石油和廢鐵），讓日本得以製造炸彈投擲在中國的城市和戰士身上……1941年，美國軍事觀察家向國務院報告，中國對日本的抵抗到了“軍事上即將崩潰”的地步，美國政府依然袖手旁觀。1941年12月8日，美國因日本偷襲珍珠港被迫對日宣戰，“這時中國與日本的戰爭已經打了四年多”（頁44）——鄒讜教授的筆法無異於説，美國政府袖手旁觀足足四年，倘若不是日本不宣而戰，美國仍然會袖手旁觀下去，即便日本全面佔領中國也罷。事實上，直到1943年元月，美國才與中國簽訂條約，放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和其他特權，並説服英國也這樣做（頁53）。我們知道，淞滬戰役是蔣介石打給在上海的西方外交使團和外商機構看的面子戰，從軍事角度判斷，行家一看地圖就知道，這次戰役設計絕對會得不償失。但蔣介石希望的是，西方國家會因自己的在華利益受到損害而介入中國危局，阻止日本霸佔中國——國軍撤出上海時，蔣介石親自安排不到一個團的兵力孤守四行倉庫，因為倉庫後面就是西方列強的租界區，倉庫旁就是租界煤氣總站，以至於日軍攻擊四行倉庫不敢使用重炮，似乎國軍最後要保衞的僅僅是西方的在華利益。儘管如此，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列國使團在戰火下施加外交壓力的對象並非日本，反倒是受到欺凌的中國——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道義者”形象難道不讓中國人感到寒心？“對華門户開放政策”的“道義上的優勢”在哪裏？鄒讜教授知道但不便提到的是：抗戰初期，對國民政府提供實際軍事援助的恰恰是兩個極權國家——斯大林為了讓中國拖住日本，以免日本騰出手後攻擊蘇聯，派出空軍秘密參戰（重慶鵝嶺公園迄今仍有犧牲者紀念碑）。為了報當年日本從戰敗的德國手中奪取山東的一箭之仇，加上希特勒瞧不起日本，納粹德國在1935年應蔣介石邀請派出軍事顧問團整訓國軍，出售軍火，為國民黨最精鋭的幾個步兵師提供了武器裝備，甚至裝備了裝甲師；納粹陸軍元帥不僅為蔣介石制定了具體的抗日戰略方案（包括最後的破釜沉舟：黃河決堤），甚至親臨淞滬戰役前線協助指揮國軍作戰……第一次長沙戰役時，嶽麓山上的二十幾門從納粹德國進口的大口徑火炮把日軍炸得人仰馬翻——後來，納粹德國和蘇聯先後與日締約，轉眼就出賣中國，中國人這才看到，極權政體也好、自由民主政體也好，西方列強都一路貨色。

鄒讜在書中反覆説明，美國在1943年提出“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構想，完全為的是自己的利益，或者説出於完全自私的戰略目的：“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國的軍事潛力”，拖住日本（頁30-31）——畢竟，此時美國正處於被迫兩線作戰階段，擔心自己無法同時應付東西兩個戰場。還有一個理由的確堪稱極富政治遠見：可以使得中國成為西方列強的附庸，打破日本宣揚的“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理念（頁40），也就是所謂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鄒讜用大量篇幅描寫美國如何出於自己的利益來實現“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構想，從而與他近乎誇張地一再強調美國立國姿態的道義形象形成鮮明對照，讓我不得不感佩鄒讜先生的春秋筆法——他讓我們看到，美國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有“義務”“使中國成為大國”。奇怪的是，美國提議讓中國成為所謂“四大國”之一後，不僅當時、甚至迄今仍然有中國智識人感到興奮和感激。就當年的情形而言，有虛榮心的中國人才會為這樣的提議感到興奮：比如，蔣委員長就因為能與西方首腦坐在一起開會而興奮不已。此時日軍正發起新一輪攻勢，企圖奪取中南，委員長不顧戰場態勢，再次讓中國軍人在湖南打面子仗，非讓一個整編師活活送死。1944年4月至12月，湖南會戰歷時8個月，蔣委員長一心想的是國際面子，處處顧及“國際的想法”——其實就是美英兩國的想法，拒絕服膺毛澤東游擊戰略的白崇禧提出的敵後游擊戰，因為這樣無法迅速吸引美英輿論的眼球。為了顧及國際觀感，蔣委員長堅持分兵固守城市，而非有效集中兵力，結果被日軍各個擊破……

按鄒讜教授在書中的分析，美國的這一“高尚”政治設想失敗的首要原因，是美國自身的能力有限和後來軍事戰略的調整。太平洋戰爭初期，出於軍事戰略上的考慮，美國非常需要中國。第一，需要中國為美國空軍提供陸上基地攻擊日本船隊，建立空軍基地需要中國的人力資源；第二，美國需要中國軍隊“拖住相當多的日軍，否則這些軍隊……會對盟國造成破壞性影響”（頁37-9），這就需要增強中國軍隊的抵抗能力。第三，美國把中國大陸視為將來反攻日本時的前進基地，這意味着美軍將先在中國大陸實施登陸作戰，與日軍在中國土地上交手。這樣一來，美國就對中國在戰後的政制建設有了發言權。然而，扭轉歐洲戰局對美國來説更為迫切，因此，即便出於自身利益考慮而提出的援助中國的計劃也只能打白條。後來，美軍的跳島戰略獲得成功，決定放棄與日軍在中國大陸決戰的構想，改為直接對日本本土實施登陸作戰——説到底，二戰期間美國沒有針對日本的侵略在中國本土採取大規模武裝干涉行動，著名的陳納德航空隊是一支很小的空軍力量，而且起初僅是陳納德招募的“自願”人員，保持“中立”的美國政府曾威脅要逮捕他，送軍事法庭審判。鄒讜説，“使中國成為大國”的計劃“雄心勃勃”，與美國實際“向中緬印戰區提供的微不足道的物資援助形成了鮮明對照”（頁42）。其實，鄒讜在書中給出的“鮮明對照”要廣泛和深刻得多。

更為鮮明的對照是：在一年多後的雅爾塔會議上，為了換取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壓制日本精鋭的關東軍，美國與蘇聯簽訂了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秘密協定。鄒讜教授終於忍不住説：雅爾塔協定“損害了中國領土完整和機會均等的原則”……“象徵着對中國的‘背叛’……和不道德的秘密外交”（頁210、213）。1945年9月，日本已經無條件投降，蔣介石想起雅爾塔協議的內容，也禁不住在日記中寫道：“舊恥已雪，新恥又添……”因此，當鄒讜把美國“高級決策層”在1943年決定給予中國“四大國之一”的待遇説成門户開放政策的“必然結果”時，無異於諷刺。他引述當時美國一部關於遠東戰略的名著的觀點説：一旦中國“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捍衞獨立的強大、統一的中國”，“門户開放政策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將成為時代的錯誤，並停止生存”（頁33）——這無異於借美國戰略家的話揭示了門户開放政策不道義的實質。鄒讜知道，雅爾塔協議簽訂四個月之後，蔣介石才從美國大使赫爾利那裏正式獲悉協議內容。陪同赫爾利的魏德邁將軍回憶説，蔣介石當時聽完協議內容後一聲不吭，他實在無法相信堂堂自由民主的美國政府竟然也會幹出這事，中國人抗日的血跡還未乾啊……魏德邁回憶説：“作為一個美國人，我坐在那裏很尷尬……”鄒讜也知道，外交部長同時也是自由主義者的宋子文曾對美國海軍上將利希表示，中國不能接受雅爾塔協議中涉及中國主權的條款，必要時中國將以軍事手段捍衞自己的主權。利希問何時動手，宋子文回答：“未來五百年裏的任何時候”……

美國後來還有更為精彩的傑作：打掃歐洲戰場時，美、英、法、蘇取得對德國的共管分制權，打掃亞洲戰場時，美國並未組成美國、蘇聯、英國、中國“四警察”機構共管分制日本，而是憑靠絕滅性武器獨霸日本。鄒讜在書中説，1943年12月1日的《開羅宣言》標誌着中國成為四大國之一，這個宣言讓“中國得到了一個莊嚴的保證，它將得以收復自1895年以來被日本侵佔的所有領土”（頁54）——鄒讜教授的修辭即便在今天讀來也值得玩味：美國國務院迄今宣稱“釣魚島主權未定”，這個“莊嚴的保證”仍然是一個莊嚴的諷刺。畢竟，中國人八年抗戰流的血遠遠多過美國、蘇聯、英國對付日本時所付出的鮮血的總和，如鄒讜所説，“南京大屠殺受難者所經歷的苦難，只有猶太受難者在納粹大屠殺中經歷的苦難可以比擬，如果不是更為慘烈的話”（《再闡釋》，頁119）。如今，中國已經向聯合國提供了“國際警察”，美國的武裝力量仍時不時在這個“大國”家門口炫耀航母，派軍機大搖大擺從琉球飛到海南搞偵察……誰能説美國在中國失敗了？

2.美國真的在乎中國的民主？

美國的“高尚”政治設想失敗的第二個原因，按鄒讜的分析，是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錯誤期待——這一分析同樣多有似是而非之處，實際藴涵着豐富的政治哲學思考。鄒讜提出的論點是：既然希望“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政策要為美國自身的利益服務”，就得對當時國民政府的狀況和性質有充分和清醒的認識。美國在1942年因太平洋戰爭爆發才開始積極援助中國，希望中國撐住，但這時國民政府已經在日本的強大攻勢下苦苦撐了四年，連黃河決堤這樣的自殘行為都幹過了，國體遍體鱗傷……美國軍政官員到中國後看到，政府效率極低，“腐敗成風”，“以槍決相威脅強迫服役”，“更多的中國士兵死於疾病和營養不良，而不是死於戰場”……“在國民黨政權下，到處可以聽見人民的怨聲載道”——為了讓中國幫助美國完成戰略任務，美國軍政官員感到，必須全面改造國民政府，“使它不僅在戰場上，而且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的領域內能夠與中國共產黨展開有效競爭”（頁50-51）。這一説法非常值得玩味，因為，這意味着，美國政治觀察家在中共那裏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形。為了有效實現自己的戰略目的，美國應該援助中共，但這樣做明顯有意識形態上的障礙，因此美國被迫對改造國民政府抱以期待。令人驚訝的是，鄒讜的分析竟然認為，這一期待是美國犯下的一大政治錯誤：為了自己的利益，美國竭力支持的政府不僅不是民主的，甚至是專制加腐敗的政府——他的論斷不能不令人敬佩，畢竟，鄒讜是國民黨元老之子；如果因為其父與蔣有派系之爭，把鄒讜的論斷視為懷有私心，就看錯了這位自由主義政治學家的基本學養和品德。由此而來的問題是，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民主改造是否可能，更進一步的問題是：美式民主在中國是否可能。

鄒讜描述説，國民政府成立於1927年，隨之進入一黨“訓政”階段。按孫中山的構想，為期六年的“訓政”是“教育人民、使人民對建立憲法民主有思想準備的一種臨時措施。然而，國民黨政府實際上的發展趨勢卻是鞏固黨的專政，使權力集中於一人之手”（頁44）。言下之意，蔣介石的治國方向與憲法民主背道而馳。鄒讜教授列舉了如下事實：每次修訂憲法草案時，國民代表大會的權力都“少得可憐”，甚至出現“藍衣社”這樣的仿納粹組織。人們可以為蔣介石找到這樣的辯護理由：當時中國仍處於分裂狀態，納粹德國的崛起，讓蔣介石深感佩服，以為仿效納粹黨式的統治可以迅速建立“一個強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鄒讜作出的反駁是：“蔣介石從未能建立一個團結的黨和高效率的政府”（頁44）。

蔣介石政權在憲政民主建設方面倒行逆施，究竟是因為外在條件的限制，還是由於蔣介石自己的個人能力、甚至國民黨本身的性質限制所致呢？鄒讜分析説，兩方面的原因都有。首先，南京政府成立十年後（1937年），國民黨已經有了三十個比較現代化的師，還擁有了空軍，對邊遠省份的軍閥政權已經形成政治和軍事壓力，重工業和輕工業也初具規模。然而，日本帝國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南京政府的實力受到毀滅性打擊（頁45）——在淞滬戰役和保衞首都南京的戰役中，蔣介石最精鋭的中央軍“就被基本摧毀了”（《再闡釋》，頁119）。隨之，輕重工業基地全部喪失，國家首都被迫兩度遷移。

不過，全國聯合抗戰卻使得蔣介石意外獲得至少表面上統一的中國，擁有了三百個師的聯合軍隊，蔣介石不能直接指揮的主要是共產黨的幾個師。在這樣相對有利的形勢下，蔣介石為什麼仍然不能有效統帥全國？鄒讜認為，這是由於蔣介石實行獨裁統治，一切取決於“對他個人的忠誠”，以至於他的統治無異於在“加劇現存的分裂狀況”（頁46）。鄒讜很清楚，從制度上看，這是軍權僭越黨政的後果：蔣介石倚靠軍事力量搞獨裁，他搞的新生活運動目的是國家軍事化。太平洋戰爭後期（1944年6月），在華美國外交官謝偉思向美國國務院提交了一份備忘錄，題為“中國的局勢和關於美國政策的建議”。鄒讜認為，這份備忘錄“對國民政府的弱點做了最系統和最詳盡的分析”：經濟崩潰、軍隊喪失士氣、官僚主義、知識分子和工薪階層不滿、對農民濫用職權——謝偉思的分析還涉及國民黨的性質，説這個政黨是“一個主要興趣在於維護個人權勢，排斥外來者，為爭地位而相互傾軋的保守的政治集團”（頁176）。1944年底，另一位在華美國外交官戴維斯在給國務院的備忘錄中甚至認為：由於承認蔣介石政權，美國“已被牽扯進一個逐步腐朽的政權，並在和中共建立軍事和政治合作方面受到了嚴重限制”（頁180）。鄒讜顯然同意這樣的觀察，因為他在書中用自己的話寫道，國民黨“未能給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找到根本的解決辦法，這就使得它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務（頁50）”。歸根到底，在鄒讜看來，正是由於蔣介石的個人獨裁及其政黨的腐敗，使得美國的“高尚”設想難以實現。但他挑明的問題實際卻是：為了自己的國家理由，美國其實並不在乎國民黨政權的專制性質，仍然認為“沒有任何國民黨領導人可以取代蔣”（頁47）——這意味着，只要符合美國利益，美國就會支持專制的獨裁政權，所謂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不過是美國用來打的一張牌而已，美國的國際政治原則的基礎其實是不講道德原則的馬基雅維利主義……

問題涉及到美國在戰後依靠什麼政治力量幫助中國重建民主憲政——美國選擇了全力支持專制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僅僅半年前，兩位在華美國外交官提交的報告一致認定，國民黨政府專制且腐敗，並不具有民主性質。鄒讜非常清楚，正是由於美國對專制腐敗的國民黨如此一邊倒，才使得當時不少追慕英美自由主義的中國知識人倒向了共產黨。鄒讜在書中不便説、但讀者卻很容易想到的是，如果美國不應向作為一個政黨或反政府的政黨提供軍火援助可以視為一項正義原則的話，美國當時仍在繼續向台灣的國民黨提供軍火，甚至提供軍事保護，表明美國在插足中國事務時從來就不堅持什麼正義原則，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憑靠武力干涉他國政制。

由此來看，鄒讜在書中把美國對戰後國共對峙局面沒有采取“武裝干涉中國的辦法”説成美國沒有履行“義務”（頁304），就顯得相當似是而非，除非我們把這一説法看做反諷修辭。美國發願要幫助中國成為“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關鍵時刻卻又不願派武裝力量去實現這一“高尚”的政治目的，按鄒讜的説法是因為，美國人有一種廣泛共識：獲取“在華利益不值得訴諸戰爭”（頁304）。但反諷的是，或者似是而非的是，鄒讜在書中一再把中國的憲法民主建國問題放到中國現代歷史的長時段來觀察，從而與美國對華政策具有的所謂“長遠目標”形成對照。通過“建立一個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這一提法，鄒讜讓我們想起：“強大”、“統一”、“民主”恰恰是現代中國人一直夢寐以求兼得的東西——這意味着當時的中國既不強大，也不統一、更不民主。於是，鄒讜暗示我們中國人應該進一步想：咱們中國何以如此？至少在十八世紀時，中國既強大又統一。乾隆年間的中華帝國是世界頭號“大國”：農業產值佔世界總產值24%（一説31%），手工業產值佔世界總產值32%.即便到了晚清，中國變得不再強大，至少還保持着統一，儘管領土在一點一點被蠶食、主權在一步一步被削弱。唯有“民主”是古代中國從來未曾有過的東西，但中國人無需為此感到自愧不如，因為，咱們的科舉制傳統就包含着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緻的民主因素，何況中國是亞洲第一個建立憲政民主的國家——辛亥革命成功後，美國總統曾很快寫來賀信。然而，當時的中國智識人對現代政體性質的認識還相當粗淺、模糊，對現代政體的選擇尚未達成共識，就民主共和還是君主立憲吵得很兇……武昌起義來得突然而且意外，以至於革命黨人根本沒有做好準備。袁世凱後來的倒退行徑，起因據説是當時一位美國傳教士勸告袁世凱：中國的國體不適合搞議會民主，倒適合君主立憲。儘管如此，生米已煮成熟飯，只能前進、不能後退，主張君主立憲的中國智識人這時也站出來反對開歷史倒車。中國終於有了憲政民主，哪怕形式上的。這時的中國絕算不上強大，但至少沒有分裂，至多是割據。作為統一、民主的主權國家，第一共和甚至派出少量工兵部隊象徵性地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可是，為了實現“真正的”民主，孫中山發起二次革命，直接結果是中國分裂：首先南北分裂，隨之四分五裂。那個時候，美國沒想過應該派武裝力量幫助中國人“建立一個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倒是日本人找到了侵華藉口……汪精衞在演講中宣稱：日本軍到中國來是幫助咱們實現統一的，這次戰爭之後中國不會再有連連不斷的內戰。漢奸文人胡蘭成甚至在戰後還寫到：日本入侵中國完全是因為辛亥革命少打了幾槍……如果美國在1945年派武裝力量幫助中國人統一，當年日本帝國侵略中國的理由同樣成立，政治法理就完全亂套了。

藉助自由主義政治學的分析，鄒讜指出，中國儘管是亞洲最早的憲政民主共和國，但這種新的政體賴以建立的體質卻殘破不堪，根本原因恰恰來自給中國帶來民主理念的西方對中國三千年政制傳統的衝擊，徹底破壞了國體內部的制度平衡，使得中國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急劇增加（頁50）。換言之，辛亥革命、尤其孫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後，中國的國體沒有增強，反倒進一步削弱，以至於當中國面臨日本的全面侵略時，國體已經破碎不堪——這樣的看法在今天會讓我們覺得反動。“九一八”日本侵華事件後，蔣介石堅持避免對日本強硬，企望所謂“國際社會”（實際上是西方列強）出面遏制日本，原因之一就是，自己的軍隊和政權實在沒有力氣擔當國家和民族的危難。蔣介石正在建立的中央政府甚至沒有能力代表國家決斷國家的敵人，跟隨在中國土地上享有治外法權的英美兩國劃分敵友——鄒讜提醒我們，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國民政府才正式對日宣戰，這意味着蔣介石政府讓外國來替自己做出政治決斷，根本沒有擔當起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政治存在。然而，鄒讜強調，即便如此，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列強仍然對日本的侵華袖手旁觀，甚至落井下石。於是，日本帝國肆意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至於蔣介石苦心經營的政治土壤——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也元氣大傷。鄒讜憑靠自由主義政治學分析看到：中國的國體徹底喪失搞西式民主的基礎，恰恰是以憲政民主為尚的西方列強一手造成的。美國在戰後幫助中國重建民主，絕無誠意，而是為了自己在亞洲的戰後利益。

在當時或者今天都會有人説，美國在戰後一邊倒支持蔣介石顯然是出於意識形態考慮，畢竟，蔣堅持反對共產主義——這種説法完全有道理。問題在於，似是而非的是，鄒讜認為，美國的“高尚”政治構想失敗的第三個原因恰恰是輕視了意識形態的重要性。

3.共產黨究竟是民族主義性質還是共產主義性質？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認為，美國當時在中國的外交官缺乏意識形態常識，把中共在現實政治鬥爭中的策略之計誤認為在搞民主，結果搞錯了中共的性質和意圖——這種錯誤觀點在當時甚至得到美國官員、專家和公眾輿論的廣泛贊同（頁194），絕非個別外交官的偏見：廣泛的贊同就是民主的贊同。有的專家甚至斷言：“國民黨中國”才“可以被稱為封建中國”，“共產黨中國”則“可以被稱為民主中國”，因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質是主要適用於農村條件的資產階級民主”（頁201）。這些觀點在冷戰高峯時期當然顯得幼稚可笑，可是，在當時和今天，這些觀點卻顯得既嚴肅又認真。更重要的是：鄒讜在書中針砭這些“幼稚得可笑”的看法時，同樣滿含春秋筆法。

鄒讜説，美國的政治理念“具備天賦的高度的道德統一性”，但正是這種“理所當然的道德統一性妨礙了對美國政治傳統的長處和缺陷形成認識，阻止了自覺的國家目的的成熟”（頁195）——何謂“自覺的國家目的”，或者説何謂“大國”意識，是嚴肅的政治問題，與“更加深刻的價值觀念問題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但鄒讜指出，美國的自由主義政治學傳統主張價值中立原則，放棄了探究嚴肅的政治問題，使得“普通的美國人在美國民主的含義和理論基礎問題上得不到充分的指導”（同上）。説到底，自由主義理念的道德統一性僅僅是看似“理所當然”而已，其實本質上是自私自利的道德。一個國家如果受這樣的政治理念支配，這個國家的國際政治原則也是自私自利的。出於美國自身的利益，要中國更有耐力頂住日本，早在太平洋戰爭中期而非戰後，美國就積極促動國共兩黨攜手合作，重建民主中國。然而，時在中國的美國外交官發現，由於日本的入侵，中國的政治勢力出現了新均勢：共產黨勢力在國民政府和汪偽政權的夾縫中強勁崛起，與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形成鮮明對照（頁47）。1944年，美國政府對蔣介石政權的腐敗已經非常惱火，有外交官建議，不如干脆支持延安的共產黨政權——史迪威將軍甚至設想，讓共產黨軍隊參與滇緬戰役，這意味着要用美式裝備武裝共產黨軍隊。1944年6月，謝偉思在給國務院的備忘錄中説，如果國民政府不徹底“改革以重新獲得人們的支持……那麼美援將是無效的”（頁178）。他建議美國政府向國民黨施壓，迫使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建立聯合政府。他也認為，美國政府可以“向共產黨提供武器”，“與共產黨建立工作關係”，以便“美國解脱它對腐朽政權的全部承諾”——他甚至設想，“以共產黨人為最強大的力量而建立的聯合政府”“相當有可能”成為美國的盟友（頁179）。這一設想基於對中共的民族主義性質的理解，正如另一位外交官戴維斯在提交給國務院的報告中所認為的那樣：中共具有的是民族主義而非共產主義性質。如果美國為中共提供軍援，就會對中共“擺脱蘇聯控制施加相當大的影響”，這顯然有利於美國在戰後保持自己的利益（頁180）。在延安的美國外交官提出援助中共還有一個重要理由：共產黨政權是民主政權——謝偉思在1944年9月的報告中説，中共“變成了一個尋求按民主秩序長入社會主義的黨……變成一個並不尋求早日壟斷政治權力的黨”（頁182）。用鄒讜的表述，日本的侵華戰爭給共產黨“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使他們能夠在控制的地區內顯示改革綱領的可行性和它深得民心的普遍性”；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國民黨政權的戰時“腐敗和壓制性措施”明顯是反民主的，以至於激發了廣大階層的不滿（頁51）。這樣一來，美國便面臨一個非常大的難題：無論從戰時還是戰後遠景來看，國民黨政權都在逐步削弱，軍隊和政府機構的能力在腐敗中衰退。相反，共產黨卻在蓬勃發展，贏得了人民的普遍信賴，以至於“出現了可以取代國民黨政權的選擇”。1944年，美軍觀察組訪問共產黨地區，那裏的“朝氣蓬勃、充滿希望、自力更生和獻身精神與國民黨中國的黑暗、停滯、絕望、自私形成了鮮明對照”（頁184）——儘管如此，美國仍然一邊倒支持國民黨政權。

在評論謝偉思的觀點時，鄒讜教授以顯著修辭嘲笑謝偉思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愚昧無知，説他不懂得中共的列寧主義組織原則的性質，這種性質要的就是全部政權，以便全面改造國家，掌握政權是“對社會制度進行迅速和深刻改革必不可少的工具”（頁182）。更為顯著的是，鄒讜指出，謝偉思等人在政治觀念上犯了常識性錯誤——搞錯了民主觀念的性質，他們竟然以為，“任何得到羣眾支持和推進大多數人利益的政府就是民主政府，既然共產黨享有羣眾支持，並顯然是在關心大多數人的利益，那麼它就是民主的，或者説，至少存在着民主傾向”（頁183）。不用説，何謂“民主”是個嚴肅的政治問題。鄒讜基於美國自由主義式的民主理解，高調批判甚至嘲笑謝偉思等人對中共民主性質的理解。但奇妙的是，鄒讜在書中別的地方又不動聲色地為中共的羣眾式民主提供有力辯解：“回顧歷史，事實清楚地説明，儘管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是在外國影響下產生的，早年完全受蘇聯代理人支配，但是它通過在游擊戰爭中掌握領導權，現在已取得了廣大人民的支持，在佃農耕作的中國土地上，它已牢牢地紮根……”（頁174）——這話看似在歸納美國外交官的觀點，情形也可能是：鄒讜在借歸納美國外交官的觀點來表達自己的看法。支撐這一推測的證據，可以找到內證和外證兩種。內證僅需要對比鄒讜對國民黨政權的分析就可以取得：在中國土地上，要搞美式民主缺乏土壤，因為，這個土壤遭到外國列強兩次大破壞。首先是晚清時期西方列強對中國政治土壤的破壞，這包括中國新派智識人在西方民主理念引領下自己破壞自家的政制傳統——儘管從邏輯上來説，這個觀點並不能説明沒遭破壞的土壤就適合西式民主；然後是日本入侵對初生的中國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毀滅性打擊。外證則可取自鄒讜後來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著名研究，其重點正是中共的羣眾民主的本土性質——用他的話説，這是“結構約束下的選擇”。鄒讜指出，西方漢學家往往不能“充分注意到科舉制如何在中國歷史中所扮演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似乎倘若沒有廢除科舉制，中國搞西式民主就要容易得多——廢除科舉使得中國基層政權出現全面劣質化蜕變，鄉紳衰落、土豪劣紳崛起。在由此形成的“結構約束下”，鄒讜把“依靠農民的革命”看作是“中國革命中的創新”：“毛澤東合理地説明了（rationalized）為什麼中共要依靠包括農民這樣的非無產階級”（《再闡釋》，頁119，112-113及125以下）。

那麼，中共究竟是民族主義性質還是共產主義性質？共產黨的戰時民主政策究竟是現實政治鬥爭的策略之計，還是共產黨基於對“結構約束”的認識而提出的長遠方針？謝偉思當時就清楚指出，在共產黨人那裏，搞西式民主僅僅是暫時的權宜之策。既然如此，謝偉思的看法怎麼又會是犯了常識性大錯誤呢？鄒讜説，謝偉思並非錯在他沒有用兩黨對峙的權力架構這一西式民主觀來衡量延安政權，而在於他誤判了中共對蘇聯人的態度。換言之，鄒讜把民主政治的性質問題置換成了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問題、尤其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問題。他描述説，謝偉思認為，既然中共要利用西式民主（到什麼程度姑且不論）達到最終建立無階級社會的目的，至少在戰後中共仍然需要利用西式民主，以便藉助與美國的經濟合作加快戰後復興——通過採訪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共領袖，謝偉思得知，中共領導人不指望蘇聯能向中國提供急需的大規模經濟援助，唯有美國可能（頁186）。鄒讜評論説，這樣的觀點表明謝偉思沒有看清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性質。但奇怪的是，寫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時在1960年代初，鄒讜已經知道兩個事實：其一，抗戰期間，蘇聯對中共的直接援助微乎其微，何況中共與莫斯科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並非主奴關係；其二，從1945年到1948年，斯大林為了實現雅爾塔協議的利益，一直拒絕支持中共，反倒與國民政府關係緊密，直到國共內戰的戰略格局完全逆轉，蘇聯才開始支持中共。因此，鄒讜在書中批評謝偉思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缺乏清醒認識，如果不是反諷，就是似是而非。如果説這些都還僅僅是外證的話，就讓我們看幾條內證：鄒讜批評謝偉思沒有看到“中共與蘇聯在意識形態和組織上的聯繫”，奇怪的是，他同時又批評謝偉思沒有看到，中共“在沒有蘇聯直接援助的情況下生存和增長的能力，他們具有土生土長的政治基礎，他們有一個並不依靠斯大林的支持而在黨的委員會中享有權力的領導集團”（頁190）——在歸納兩位外交官的觀點時，鄒讜明確把這説成他們的觀點（頁174）。諸如此類的自相矛盾，在鄒讜的書中絕不少見：一方面他批評戴維斯沒有看到共產黨人的現實鬥爭策略與“最終目標”的區別，另一方面又讚揚戴維斯看到，中共“是比任何歐洲的地下組織或遊擊運動更為堅強和自立的力量”（頁181）。一方面他一再強調，“謝偉思和戴維斯對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意圖的錯誤理解……歸根結底是由於過低估計了意識形態在中共事務中的作用”（頁194）；另一方面他又説，戴維斯其實已經看到，一旦國共組成聯合政府，共產黨必將成為中國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力量，從而，要指望蔣介石接受美國的壓力，明顯不可能（頁178）。這無異於説，至少戴維斯沒有過低估計意識形態在美國事務中的作用。更妙的是，鄒讜自己一方面高調批評美國政治學家在意識形態方面“愚昧無知”（頁208），另一方面又斷言：美國從一開始就不可能拋棄國民黨，轉而支持受“蘇聯共產黨控制、之後仍然在思想意識上忠誠於它的黨”（頁51）——這恰恰是有高度意識形態意識的表現。

總結美國對中共的認識時，鄒讜説，“正確認識中共的性質和意圖的人真是鳳毛麟角，儘管在政治舞台上，許多人樂於事後發難”（頁208）。從他對戴維斯如下看法的評價來看，戴維斯大概屬於“鳳毛麟角”一類：戴維斯看到了中共內部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與領導人的親俄態度之間的裂痕，這種衝突甚至可能導致黨的分裂。鄒讜用戴維斯不懂得中共是按列寧主義組織起來的政黨為由，輕鬆打發了戴維斯的觀察，説中共的民族主義傾向不過是出於意識形態考慮的外交政策的一種策略説法（頁182）——其實鄒讜很清楚，共產黨內的確一直存在衝突，這就是毛澤東後來一再強調的“路線鬥爭”。鄒讜當時不便説的中共黨內高層衝突，在他晚年編訂的第二部文集《中國革命再闡釋》中成了一大重點論題（《再闡釋》，頁165-252）。《美國在中國的失敗》引用過1944年底（11月7日）戴維斯從延安發回的報告中的一段話，在當時以及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裏這話都是笑料：

……延安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新耶路撒冷。中國共產主義的聖人和先知們……熱烈地追求階級妥協和政黨聯合的陌生上帝，極為羞怯地崇拜着外國投資者這一財神，渴望以世俗的標準受到人們尊重。所有這些遠遠超出了詭計多端的共產黨機會主義。（頁181-182）

鄒讜教授讓我們看到，戴維斯不屬於“事後發難”一類……

結語

何謂國際政治中的“高尚”

對於當年美國提出戰後建立“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的設想，鄒讜在書中有過這樣一段罕見的帶感情的評論文字：

這種政策體現了一種善良、高尚和激勵人心的想象力，它來源於美國與一個爭取擺脱外國統治和剝削、擺脱落後與貧窮的被壓迫國家之間的百年來似乎從未間斷過的友誼和感情。美國人民已爭取到了自身的獨立，並在新大陸建立起自由人民的繁榮社會。這種政策是符合他們慷慨大度的天性的。

對這種政策的根本設想並不是完全脱離現實的。從長遠的歷史觀點來看，中國的衰老狀況只能是暫時的。具有三千多年完整的、連貫的文化傳統的民族或遲或早勢必找到一條振興國家的道路。……無論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步伐是多麼緩慢與躊躇不前，她還是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使西方列強震驚的漫長的抗日戰爭被認為是中國政治力量恢復的標誌。因此，中國在美國的保護下作為大國出現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復過去的偉大形象。它預告了歐洲帝國主義在東方各國的末日的即將來臨，開闢了東、西方以平等、友誼為基礎而共同生存的新時期。這的確是高尚和激勵人心的想法。（頁32）

這段話本身讀起來就讓人覺得高尚和激勵人心——讓誰覺得高尚？激勵哪國人的人心？讓我們中國人覺得高尚，激勵我們中國人的人心。從這些言辭中，我們可以看到鄒讜教授作為一箇中國人在研究美國的外交-軍事戰略決策時的關懷，看到他掩藏在內心深處的中國的“國家理由”。可是，與書中的無數事例對照，我們再來回味這話，就會感到一種尖鋭的反諷，以至於會覺得，《美國在中國的失敗》是一部在冷戰處境中精心構擬的反諷之作。鄒讜教授在書中一再強調，美國“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政治設想是美國“對華門户開放政策”的偉大延續。今天的我們看到，這一具有“道義上的優勢”的對華政策中的第一條原則已經實現：各國貿易機會均等、利益均沾，而且美國還為自己保留了搞貿易保護、限制對華高科技出口、限制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的自主權，乃至干涉中國貨幣主權等等，儘管中國人已經自己為自己爭得了獨立主權。至於第二條原則，迄今不能説完全實現：一百多年前宣稱要保持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美國，迄今仍在想方設法破壞中國領土的完整統一，高調頻繁款待西藏獨立人士，無視自清中期以來中國中央政府就享有對西藏政教領袖的認可權……戰後蔣介石不接收琉球，並不等於美國有理由不按聯合國有關規定讓其獨立或自治，而是託付給對中國犯下嚴重侵略罪行的日本。《美國在中國的失敗》最讓筆者感到困惑的地方在於：基於自由主義政治理念，憑靠自由主義政治學傳統，鄒讜伸張了中國的國家理由，以至於如今看起來像個新左派。如果沒法説鄒讜是個披着自由主義外衣的左派分子，就只能説他的中國心沒有因為自由主義信念和學識而褪色：沒有忘記中國文明的偉大傳統，沒有喪失中國智識人應有的基本政治常識。也許可以説，鄒讜用英文寫作和出版的這本書，表面看是在為美國政府總結經驗教訓，暗地裏則是在對美國人施行教育：除了伸張中國的國家理由、文明傳統，還敦促美國人思考“嚴肅的政治問題”：何謂高尚的國際政治。1938年，國民黨黨代會通過了一項“類似憲法式的宣言《抗戰建國綱領》”，鄒讜在書中引用了蔣介石隨後解釋這一綱領時講的一段話：

對亞洲和對整個世界，我們只希望盡到我們的義務，即反對任何對霸權的慾望以及與仁愛的道德信條不相符合的願望。仁愛是中國民族精神的特徵。就中國本國的利益來説，革命的目標是恢復她原來的邊界，就整個世界來説，革命的目標是使所有的國家逐步從平等的階段走向理想的統一。（頁36）

鄒讜以含蓄的筆法表明，美國在中國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沒有認識到中國人的意志力量來自於“反對任何霸權”和所有國家基於平等達成“理想的統一”這兩條高尚的政治正義訴求（第二共和處理國際關係同樣以此為準則）。恢復中國“原來的邊界”是這兩條正義訴求引出的最低限度的訴求，用常識性的話來説，現代中國作為主權國家持守的最低限度的國際政治原則是：不要欺負人，遑論欺人太甚。無視這兩條基本的國際正義原則，無論哪個大國對中國表示關切，都是居心叵測。

在前面那段激動人心的文字中鄒讜説，由於美國的“高尚”對華政策，“中國在美國的保護下作為大國出現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復過去的偉大形象”——聯繫到這句話，《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以朝鮮戰爭爆發收尾，堪稱筆法高韜的諷刺。鄒讜説，“美國現在用她的武力直接反對”的不僅是中共的革命利益，也是“直接反對中國的民族利益”（頁486）；因為，“此時中國共產黨已不再是一個企圖奪取政權的武裝政黨了，他們是中國大陸的主人”（頁483）——這話是就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封鎖台海講的，如果美國迄今仍在封鎖台海反對中國的民族利益，我們就不得不感嘆鄒讜的春秋筆法寓意深遠。鄒讜清楚地看到，美國介入台海絕非僅僅是出於冷戰需要，更重要的是遏制一向旗幟鮮明地“反帝”的共產黨獲得政權後必然要恢復文明大國形象的抱負，美國則希望能像管制二戰中的兩個法西斯戰敗國那樣管制一個二戰中反法西斯的古老文明大國：1970年代初期不得已打算接納共產黨中國進入聯合國時，美國便馬基雅維利主義地事先強化日本對琉球和釣魚島的託管權——所謂國際正義就是這樣製作出來的。如今美國所謂歡迎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説法，用鄒讜的眼光來看，其真實含義不過是對美國的利益負責。他在自己的書中告訴美國人的是，與西方相遇的百年來，中國一直在艱難地努力做到對自身的文明理想負責。

中國並未“在美國的保護下”“恢復過去的偉大形象”，反倒是靠裝備低劣的志願軍在朝鮮半島擊敗技術精良、火力立體得超強的美軍而恢復自己過去的偉大形象。在今天，有中國智識人會説，抗美援朝是為了意識形態而戰，十多萬農民的兒子為挽救一個別國政權白白戰死和凍死，得不償失——老牌自由主義者鄒讜教授卻看到：“隨着台灣海峽的中立化，美國第七艦隊跟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相互對峙”，直接衝突“或遲或早都很可能要發生”（頁490）。比這更為深刻的是，鄒讜看到，“中共把美國在朝鮮的行動，看成是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被打敗之前五十年的侵略過程的重演……正是這種立即有危險的感覺，才驅使中國共產黨人採取”志願軍行動（頁497）——換言之，美軍越過三八線，讓中共想起近半個世紀前日本入侵朝鮮後的甲午戰爭。在今天，這話很可能會被算做左派言論，卻的確出自自由主義政治學家鄒讜之口，而且是在美國外交-軍事政策研究中心支持的研究項目中説的。當年國民政府同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土地上血戰數年之久都不敢代表中國正式對日宣戰，中共卻在美國派航母封鎖台海、轟炸東北邊境並揚言要越過三八線時就公開發出警告。鄒讜讓我們由此得出對比：中共面對美國的威脅與國民黨當年面對日本的威脅何其相似又何其不同——何其相似在於，中國的體質仍然貧弱，甚至更為貧弱，共軍的裝備面對美軍時更遠不及國軍面對日軍時的裝備。何其不同在於，蔣介石跟隨英美對日宣戰才對日宣戰，中共卻在蘇聯從朝鮮撤出軍援人員並拒絕為中國志願軍提供空軍支援的情況下決斷對美開戰，靠共軍的貧弱體力為國家爭得基本的生存之理，恢復了文明大國“過去的偉大形象”。

鄒讜明確地説，美軍越過三八線無疑是錯誤決策，再次證明了“美國的中國政策的盤算方式”有問題：“麥克阿瑟向鴨綠江的輕率進軍”，“使北京打了一個劃時代的奇襲的勝仗”（頁490）。所謂“奇襲”的説法明顯似是而非，以減低“劃時代”一詞的刺激，因為，北京對美軍越過三八線早提出過警告。何況，二十五萬大軍的移動要完全保密，從軍事上講根本不可能，事實上，美軍已經發現中國軍隊的異動。“奇襲”的説法其實是在給美國人留面子，因為，遭到“奇襲”的真正原因是，從麥克阿瑟將軍到美軍士兵，沒誰相信中共軍隊敢對擁有立體火力的世界頭號強師發起攻擊。如今，美國仍有政治家評論説：倘若中國志願軍在兩次奇襲得意忘形的美軍大獲全勝之後停在三八線上，句號就畫得完美無缺了。如此説法再次印證了鄒讜對美國在中國失敗的分析，因為，此言堪稱典型的美式民主的自負修辭：這位美國政治學家明明知道，1951年元月不願停火的首先是美國政府，他也知道，板門店談判並未把要求美軍撤離台海作為一項訴求，更沒有涉及中國作為戰勝國對日本的處置權利……但他卻不能理解文明古國的仁愛。鄒讜教授幸運的是，他已經在1999年去世，沒有機會聽見幾年前美軍太平洋戰區司令在北京演講時説：台海是公海，美軍航母想什麼時候過就什麼時候過——在電視上我們見到，現為美國防長的此公説這話時，臉上掠過一絲皮笑肉不笑的表情，也許他突然想起一百多年前美國的“對華門户開放”政策以及芝加哥大學政治系的中國教授鄒讜的莊嚴諷刺：何等“高尚”的政治……

本文為劉小楓應邀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讀書會上所作的學術報告，特此鳴謝。

劉小楓，中國當代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56年4月生於中國重慶。1978年就讀於四川外語學院，獲文學學士學位。1982年就讀於北京大學，獲哲學碩士。1989年就讀於瑞士巴塞爾大學，獲神學博士。

著有《詩化哲學》（1986年）、《拯救與逍遙》（1988年）、《走向十字架上的真》（1990年）、《這一代的怕和愛》（1996年）、《個體信仰與文化理論》（1997年）、《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1998年）、《沉重的肉身》（1999年）、《刺蝟的温順》（2002年，大學演講集）、《聖靈降臨的敍事》（2003年）等著作。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鄒讜著，王寧、周先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鄒讜著，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中國革命再闡釋》，甘陽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