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寶出席夏季達沃斯年會並回答企業家提問

新華網天津9月13日電 國務院總理温家寶13日出席第四屆夏季達沃斯年會開幕式和企業家座談會，回答了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和企業家的提問。答問內容如下：

問：中國2009年GDP增速為9.1%，今年上半年GDP增速為11.1%，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但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有人提出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速度之間存在差距，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如何使中國GDP增長所帶來的財富更好地惠及人民？

答：您所提的問題確實是中國政府關注的問題，首先我們應該看到，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廣大人民羣眾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2007年到2009年，職工工資性收入年均實際增長了近12%，高於GDP增長兩個百分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9.1%，農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8.2%。羣眾生活的改善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除了工資性的收入以外，還體現在二次收入分配，也就是財政用於廣大羣眾的社會保障、文化、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出，今年安排8000億元人民幣。

第二，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還處在一個特殊的發展階段。因此，我們要貫徹“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思想。我們今天所從事的建設是為了明天羣眾生活的改善。在這方面，我們加大一些投入是完全必要的。

第三，我們要認真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也就是逐步提高兩個“比重”，一個是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第二個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這兩個比重都是更多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我們不僅要把“蛋糕”做大，還要把“蛋糕”分好。

我們現在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社會收入分配不公，一部分人收入過高，還有相當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下。我們要採取有力措施，包括財税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來逐步改變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這是推進社會公平正義、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

誰也不能否認中國人民生活在改革開放30多年來發生的巨大變化，我們減少了2億多貧困人口。但我們也不應該否認，在人民生活水平共同提高的情況下，也確實存在着比較嚴重的貧富差距現象。如果財富掌握在少數人手裏，勢必會出現大多數人的貧窮，就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對此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

提高全國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是我們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又是我們政府的良心。

問：在過去的30多年中，中國政府成功創造了以“中國製造”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那麼在未來中國可能要通過“中國創造”和“中國服務”來建立一個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您能否談談對建立這一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的看法？

答：您指出了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問題，也是保持中國經濟平衡、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

我們正在經歷一個“中國製造”的階段，這是發展中必然要經歷的一個階段。但有時我也為此難過，中國出口到外國的產品，大部分利潤被外國企業拿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品牌。一雙男士高筒襪，如果用外國的品牌可以賣8美元，但中國企業只能得到1美元。由“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是科技創新的轉變，是人的智慧和才能的發揮，是國家發展方式的轉變。

我們將從三個方面努力：第一，大力發展科技和教育。我擔任總理的8年來，先後制定了三個規劃，一個是《教育中長期發展規劃》，一個是《科技中長期發展規劃》，還有一個《人才中長期發展規劃》。這三個規劃是走向“中國創造”的基礎。

第二，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我們很多傳統產業需要改造，這是一項重要的任務，而且在改造的過程中會出現許多“中國創造”、“中國標準”和“中國品牌”。

第三，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我們已經確定節能環保、信息、高端製造等7個產業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而且在這7個產業當中又選定若干優先發展的領域，我們一定要努力在這些領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我們有這個決心，也有這個能力。

服務業的發展反映經濟結構，特別是一、二、三產業的結構的問題，我們要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與生產密切聯繫的服務業，還有公共服務業、金融服務業。請企業家們注意，有兩個領域是中國服務業發展的巨大潛力之所在，一個是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實現，藴含着巨大的服務業發展潛力。第二個就是公共事業的發展，比如教育、衞生、醫療等。

我還想強調一點，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絕不會以犧牲農業為代價，農業的現代化也勢必帶動鄉村服務業的發展，這也是一個巨大的潛力。

問：在去年的哥本哈根會議召開之前，中國政府公佈了降低碳排放強度的指標，並且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但是在今年的上半年，中國單位GDP的能耗沒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這為中國實現在“十一五”規劃當中確定的節能減排目標增加了難度。中國政府將採取什麼措施實現有關減排目標？

答：你問到了我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前四年，我們單位GDP能耗下降了15.6%，但是我們定的計劃是在五年內下降20%左右。今年一季度，單位能耗沒有減少，反而有所上升，這是由於我們在經濟復甦過程中一些高耗能的產業盲目發展，我們比較早地認識到這個問題，採取了措施。因此，上半年單位能耗水平實現由升轉降。但是，實現十一五規劃的目標確實有很大的困難。

我們已經制定了在今年下半年減少高耗能企業的指標，這其中包括淘汰小火電、小鋼鐵、小水泥等高耗能企業。我們不惜以降低GDP增速為代價來實現這一目標。當然，我們也要實事求是對待這個問題，而不使這項工作流於形式或者弄虛作假。明年3月份，我將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出交代，而且向全世界作出交代。我現在不知道結果會怎麼樣，但是我相信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所應該做的努力我都會做到。

問：中國人口城鎮化率不斷增長，但伴之的是增長更快的土地城鎮化率，通過對農村土地，甚至是耕地的再利用等一系列手段，現在中國城市的人均綜合佔地面積已經達到了110－130平方米。有人説，這樣提高城鎮化率的政策是不可持續的，您對這個問題有何看法？

答：中國目前城鎮化率大約是46%，但是這些年確實出現土地城鎮化超過人口城鎮化的現象。一些中小城市，甚至一些大城市的發展，忘記了自己的國情，熱衷於寬馬路、大廣場，大量佔用農田。許多城市原有的郊區農田、菜地，現在已經沒有了，這是應該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問題。

我一直認為中國經濟如果出問題，還可能出在農業上。而農業的問題，最重要的可能出在土地上。因此，我們堅守18億畝耕地的紅線不能突破，這不僅維繫着十多億中國人的生存，而且還維繫着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固然與有些地方領導的觀念有關，但根本上是同制度有關。

制度當中最重要的是兩條，第一條就是農民合法的土地得不到應有的保障。第二條就是我們現有的財税制度在相當程度上還存在着“土地財政”的現象。也就是説，多用地可以多增加財政收入。這就造成了一手從農民那裏廉價得到土地，另一手又高價賣給開發商。而寬馬路、大廣場又表現出自己的所謂政績，這又同官員的考核制度有關。因此，我們必須從制度上解決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