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背景左右後天發展 草根族向上流動之路阻塞

今年，7萬人趕考湖北省公務員。圖為考生走進中南民族大學11號樓考點。湯振華攝

1．農家子弟還能“鯉魚躍龍門”嗎

——大學收費高、畢業工作難找，農村家庭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成本越來越高，動力越來越小

在北京做家政的肖梅近來格外煩惱。遠在四川廣漢老家的兒子初中畢業，考上了縣城裏的重點高中。是讓兒子繼續讀高中、考大學？還是乾脆去唸個技校、過兩年出來打工？

肖梅服務的家庭是兩位退休老教師，他們力勸肖梅一定要讓兒子讀書，因為“知識改變命運”。這兩位老教師也是四川人，其女兒1988年考入北京大學，之後進入國家機關工作，如今有房有車有官職，父母家人都跟着享福。“難道你想讓兒子和你一樣一輩子在外打工？”

肖梅當然希望兒子有一個美好的前程，不當農民、不當農民工。但是，她有自己的難處。兒子學習成績不錯，可未必能考上北京大學這類頂尖名校。如果最終只考上四川省內的普通高校，父母辛苦在外打工供其讀7年書，將來可能還是找不到好工作。

“我們村裏這樣的人家多了。大學也讀了，花了家裏六七萬元，結果畢業後找不着好工作，也是一樣在外打工，户口還是回老家。”

“我租房的院子裏，也有七八個大學畢業生，有甘肅的、有河南的。唸了大學，還不是一樣賣保險、搞推銷，這幾天有工作、過兩天又沒工作，掙得還不一定有我多。”

進入9月，兒子還是按時上學了。同時，肖梅也在北京以及四川物色合適的技工學校。“學個理髮、廚師什麼的，有一技之長，將來找得着活兒，能養活自己。”在肖梅看來，這些是城裏孩子不屑學、將來也不屑乾的，可能是兒子這個農家子弟最好的選擇。

“我覺得非常遺憾，近幾年社會底層特別是農民以及農民工家庭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動力越來越小，成本越來越高，總體上看，渠道有變窄的趨勢。”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表示。

社會中不同層次人員的流動，有利於整個社會和諧。特別是從收入、地位等較低層面向較高層面的流動，流動越活躍、通道越暢通，社會通常越有活力。

教育是現代社會實現不同層面流動的關鍵渠道。1978年，我國恢復高考。從那時起，一大批貧寒家庭的年輕人通過高考，真正實現了“鯉魚跳龍門”，不僅改變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時改變了整個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運。在許多農村家庭，再窮也要供有望考上大學的孩子讀書。但這種狀況在近幾年出現了變化。

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處的有關負責人介紹説，上世紀90年代初，該校學生中約有一半家在鄉鎮農村，現在這個比例明顯下降。此前，中國農業大學對新生城鄉比例的調查顯示，1999年至2001年農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南開大學的一份數據表明，2006年該校農村新生比例約為30%，2008年為24%。

中國人民大學的這位人士認為，這種比例的下降可以從“成本—收益”兩方面衡量。1999年後，高校普遍擴招，上大學、上名校的機會從數量上看是增加了。但與此同時，高校收費水平大幅提高。“1992年，本科生一年的學費是400元左右，其他費用很少。現在，光學費就漲了10倍不止。學生宿舍條件好了很多，有的還帶衞生間，可住宿費也高出不少。”高昂的學費，讓一些收入偏低的家庭望而生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擴招的機會較少流向農村。另一方面，大學生就業難開始出現。“畢業即失業”，為高等教育支付的成本高了，收益卻存在更多的不確定性，甚至還是降低了。這使得“知識改變命運”逐漸變得不再那麼有吸引力。

對農民家庭而言，改善生活的另一條渠道是進城務工。許多農民工也正是懷着這樣的夢想走進城市的。但是，由於農民工工資長期徘徊在較低的水平，多數人缺少應有的社會保障，因此其向上流動的空間也非常小。城鄉差距的擴大，進一步減少了農民工紮根城市的可能性。

2．就業，拼能力還是拼“背景”

——就業過程中“背景”的排他性作用成為最大的就業歧視，高校畢業生中的農民和農民工子女在就業質量上明顯處於弱勢

就業，是實現不同羣體間流動的重要環節。當農民還是當律師、走街串巷賣保險還是在銀行敞亮的空調屋裏工作，在京滬廣這樣的大城市擁有穩定的工作還是做“北漂”，差別顯而易見。

吳樂霞大學畢業後在某部委下屬一家事業單位工作了6年，一直是“編制外員工”。“這6年，單位幾乎每年都會空出一兩個編制，但都是有關係、有背景的人頂上來，我幹得再好也沒希望‘轉正’。轉不成編制內員工，工資差出一大截，而且沒有進一步發展的機會。”有一年新進來一名家在山東農村的正式員工，吳樂霞起初還覺得，看來轉正還是有機會，後來才聽説，這名員工雖然家境一般，卻是單位領導的親戚。

唐先生在一家軍工央企做人力資源工作。“企業招人，首先還是看能力、看素質。但是，每到招聘時，打招呼、遞條子的太多了，都是方方面面的領導以及合作伙伴，不可能不考慮。最後，如果幾個應聘者條件差不多，肯定會招那個打過招呼的。”這家企業近幾年每年要招用近千名大學生，如果只是看數量，其中70%以上的新招人員沒有什麼關係背景，但仔細分析，沒背景的主要集中在企業位於內蒙古、貴州等地的分公司，而能留在北京等地的總部以及一些條件較好的科研機構或收入較高的二級公司的，多多少少都託過人。

正因如此，近兩年已有多位專家指出，當前最主要的就業歧視，不是性別歧視、乙肝歧視、年齡歧視等，而是在就業過程中“背景”、“關係”、“人脈”的決定性、排他性作用。

“麥可思—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項目組對50萬大學畢業生的調查顯示，家庭階層對其高等教育結果有着明顯的影響。通過這份調查可以看出，在“211”院校中，農民與農民工子女入學時以576分的平均分領先於管理階層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則要艱辛的多。從學生畢業後半年的就業狀況來看，農民與農民工子女有35%的畢業生未能就業，遠遠高出管理階層子女未就業15%的比例。在就業質量上也處於弱勢，2008、2009兩屆畢業生中的農民與農民工子女畢業半年後平均月薪在各階層中分別排在倒數第一、第二位。

中國社科院一份名為《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研究報告表明，父輩具有社會資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於成為幹部。在父親受教育程度這個自變量固定的情況下，幹部子女成為幹部的機會,是非幹部子女的2倍多。

專家認為，當家庭背景成為就業過程中一道不斷升高的“隱形門檻”，普通人家的子弟，因為其父母沒有金錢和權力，難以進入社會上升通道，而有着強大社會資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則可以輕鬆獲得體面的工作、較高的收入以及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這種狀況不僅影響就業公平，在當今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更加劇了由社會底層向中間階層以及更上階層流動的難度。

我國目前的户籍制度以及一些人口管理制度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就業歧視。最近，北京市面向全市招考740個公務員職位，明確規定，參加考試人員範圍是“北京市常住户口且人事行政關係在京的人員，年齡須在18歲以上、35歲以下”，並特別註明“不包括2010年非北京生源應屆畢業生及户口檔案保留在學校的非北京生源往屆畢業生。”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張鳴教授指出，這其中包含着顯而易見的“户籍歧視”和“身份歧視 ”。但人們早就習以為常，首先想到的反而是如何挖空心思找關係運作，讓兒女符合招考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