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下的中秋鄉愁：在外打拼回家過節成奢侈

9月21日，幾名河南籍民工在濟南長途汽車總站等待去往濮陽的班車，臉上滿是歸家的喜悦。本報記者王鴻光攝

本報記者董從哲實習生周荃

中秋節，團圓節。

但在城市化和商業化的背景下，傳統的家庭結構和過節方式，或者被割裂，或者被打破，於是，莫名的鄉愁取代了家庭的團聚，無奈的“公關”沖淡甚至異化了節日的味道……極具文化意義的中秋節是否已經迷失？其實，節日無罪，迷失的也許是我們自己。

中秋節來臨之際，本報推出特別報道，重新審視和探尋中秋節本義，以期我們真正能夠迴歸傳統。敬請關注。

在外打拼，回家過節成了一種奢侈

“中秋節假期太短了，回去也待不了幾天。再加上兩地放假的規則不同，時間很難安排。”中秋節自古講究月圓人團圓，可對於小楊來説，這已經是第三個獨自在香港度過的中秋節了。

小楊出生於1986年，是濟南土生土長的姑娘。以前年年都在家過中秋，已經感覺不到過節的新鮮了，有時她會以和同學增加感情為由留在大學校園過節。

直到後來考研去香港城市大學讀書，畢業後就職於當地一家中資機構，她才體會到回家過節是多麼幸福和奢侈。小楊説，“像我們這樣的‘80後’，在這樣的城市生活，除去租房、飲食、社交等各項開支，基本上是‘月光一族’了。而從香港到濟南來回一趟，打折後機票錢至少要2800元，即便從深圳走來回也要1500元左右。畢竟已經自立了，不願意向父母張口要錢。”

想家是難免的。每當香港的大街小巷懸掛起中秋節的各種佈景裝飾時，小楊更覺得孤單，“經常會懷念咱們濟南悠閒的生活，沒事兒時吃個油旋，喝點兒甜沫。”

小楊通過QQ告訴記者，中秋節對她來説最多算是個可以短暫休整的小假期，然後就得迎接更緊張的競爭與挑戰。“這就是成長吧，”小楊笑道，“總要學會獨立生活。”

今年年初，小楊用自己的工資在香港給父母買了一台配備攝像頭的電腦，中秋節就可派上用場了，“到時候與家人望着同一輪圓月，從攝像頭中看着彼此，聊天、問候、祝福，不也是現代社會的非典型浪漫嘛。”她説。

異鄉過節，感覺不到中秋的味道

雖然離家不遠，就職於濟南某銀行的濰坊人小張也決定不回家。

“小時候覺得中秋節是特別重要的節日，必須和家人團聚，但現在覺得不同了。”小張説，隨着年齡的增長和閲歷的增多、社會的發展以及身邊人的影響，漸漸地，她覺得這種傳統意識變淡薄了，“不是中秋節也可以回家，中秋節不一定非要回家。”

“上星期剛回了一趟家，給父母捎了幾盒月餅。”小張説，“過節當天就不回去了，車太多，人太多，不必擠在一起。而且現在大家都想開了，不必執着於中秋節當天的‘團圓’這種形式，關鍵在於探望父母的心意。”

如今，像小楊和小張這樣中秋不回家的人越來越多。中秋前夕，某網站做了一個調查：“中秋大家回家過嗎？”網友們的回答中，“回去！跟家裏人一起吃月餅”佔了21%。

然而回答“不回去”的網友數量卻是回家網友的兩倍，“不回去！等國慶再回去”佔到42%。“太遠了！一年回去一次”的選項佔了9%，這些網友大多距家較遠，在陌生的地方拼搏，各種節日往往只能打電話、發短信問候親人，即使是最讓人萌生思鄉之情的中秋，也不得不“千里共嬋娟”了。

現代化衝擊中秋團圓

身邊不回家過中秋的人不在少數，“今年中秋回不回家”也成為人們見面聊天的話題。當越來越多的人徘徊於回與不回的兩難中時，是什麼原因讓城市人中秋不回家呢？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王忠武教授説，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妨以上世紀80年代為界劃分為兩代人。生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人們現已進入中年，身居社會的各個崗位。他們大多生於農村，自小接受傳統文化，而後步入城市，經歷了社會轉型和現代化思想文化的衝擊。

王忠武説，對於他們而言，中秋團圓是中華傳統的感性需要，兢兢業業是現代社會壓力下的理性選擇，而“背井離鄉”則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結局，“於是每當中秋臨近，這一代人總是要直面傳統與現代的矛盾、理性與感性的衝突。而現代化的特點恰恰在於，人們越來越理性，作決定要考慮綜合成本收益，再也不會輕易衝動地揹着行囊登上列車踏上歸途。”

“而對於‘80後’、‘90’後而言，並沒有這樣的衝突與矛盾。”王忠武説，這一代人大多出生於城市，從小便接受現代新型文化思想的教育，根意識淡薄，對傳統文化、團圓文化沒有深刻的記憶。“在這種歷史性失憶的影響下，中秋節也與其他節假日一樣是用來休整娛樂的假期，可以用各種方式度過，所以我們經常發現年輕人以短途旅遊或者朋友聚會的方式慶祝中秋。”

“但是，在金錢、時間都比較充裕的情況下，人們還是應當儘量在中秋回家，看望父母，與家人團聚。”王忠武説，我國正處於轉型時期，人們更應該在世俗與功利的環境中把握好自己，不迷失於金錢利益，“畢竟親情對於人而言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