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捐詐捐事件迭起引關注 媒體稱善款監管缺位

捐款是追求一種滿足感和幸福感的行為。目前層層“派捐”的方式就喪失了募捐給人的這樣一種精神滿足，而且，這樣的做法的後果則是錢的去向並不明朗，也讓捐款人不放心。

我國的慈善事業在發展過程當中有不清晰的地方，就是其定位，也就是説慈善事業到底是民間事業還是政府管理的事業，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非常清楚的共識。

一方面是民間慈善力量遭受冷遇，另一方面是善款是否合理使用的監管缺位——有業內人士指出，制度環境的不完善給慈善事業的成長帶來了極大制約，打破慈善事業壟斷的關鍵仍在於立法

□視點關注

法制日報記者  杜 曉 法制日報實習生 蔣新軍

今年9月29日，一場在北京某酒店舉辦的私人聚會，將成為民眾猜想、質疑與期待的焦點。這場被中國民眾戲稱為中國富豪“超級鴻門宴”的聚會，是由來自美國的兩位頂級富豪比爾·蓋茨與沃倫·巴菲特發起的。

自今年9月初傳出巴菲特和蓋茨要來中國的消息以來，國內媒體就開始熱切關注其動向，他們此行來華是否“勸捐”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而中國富豪們反應不一的表現也引發了新一輪關於中國富人做慈善的熱烈討論。

另一方面，影星李連杰首次對外坦言，他所創立的壹基金計劃可能面臨中斷。消息傳出後，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民間慈善所遭遇的尷尬讓更多人開始思考中國慈善事業長期以來所面臨的制度問題。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從整體看，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水平還比較低，中國慈善事業的健康發展亟待制度的完善。

“裸捐”背後的制度考驗

今年6月中旬，蓋茨和巴菲特率先在美國發出“捐贈承諾”；8月4日，蓋茨和巴菲特共獲得近40位資產超過10億美元富豪的公開承諾。而在今年年初的瑞士達沃斯論壇上，蓋茨第一次公開表達了想來中國遊説富人熱衷慈善的意願。而9月29日的“慈善晚宴”，將成為蓋茨和巴菲特今年中國之行的第一個高潮。然而，這給中國的富豪們帶來一個問題：去還是不去？

據瞭解，面對巴菲特和比爾·蓋茨兩人“慈善晚宴”的邀請，眾多中國富豪選擇了避讓，當然，也有人積極響應，其中最搶眼的當數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光標，他曾公開表示，將在與“巴比”見面的當晚主動向兩人做出“裸捐”承諾，並當場送上捐款“承諾書”信件。

陳光標在公開的“承諾書”中寫道：“在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將不是捐出一半財富，而是‘裸捐’——向慈善機構捐出自己的全部財產。”

此外，愛國者總裁馮軍也在公開表態：“自願在活着的時候，將個人全部財產逐步捐獻給社會，用於公益和慈善事業。”

著名影星周潤發也表示，死後將捐出99%財產回饋社會，周潤發説：“我什麼都不想帶走。”

陳光標更是在其微博中透露，目前已經有近百名企業家通過來信、來電、傳真的方式響應“裸捐”的號召。

對於這種慷慨的“裸捐”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向《法制日報》記者評價道：“我覺得很好。不過他們這只是一種個人行為，這種行為值得倡導，但很難説一定會對別人產生什麼影響。因為慈善是一種全然的個人行為，完全是自願的，我們也不用藉此造成一種社會逼捐的氣氛。”

在一種濃郁的個人英雄主義慈善氛圍背後，是近一段時間來層出不窮的“詐捐”事件，章子怡、餘秋雨、成龍等有影響力的名人紛紛身陷“詐捐門”。

唐鈞認為，中國現階段的慈善事業還處在一種粗放、原始的階段，商業力量、財富階層雖然在參與慈善事業的各種主體中顯得分外耀眼，但受各種因素影響，他們所起的作用實則有限，而他們自發性的慈善行為也體現出比較強的隨意性。現在大多數人的捐款情況都是“感性募捐”，而感性的捐款方式由於後續工作不到位就會帶來一些麻煩，因此對於各種“詐捐”風波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有些明星可能在一些場合和氣氛下頭腦一熱或者出於炒作輕易立下承諾，將來卻難以落實，這樣反而不好。另外社會上喜歡比較誰捐得多捐得少，這種逼捐的氛圍不利於真正的慈善。社會總是一點點走向理性和制度化，社會捐款不是越多越好，募捐得太多卻用不完也是個浪費。所以我提出一個概念是‘理性募捐’。”唐鈞説。

事實上，自2008年以來，地震、雪災、泥石泥等突發事件引起的重大災情同樣對我國的慈善事業提出了很大的挑戰，人們在一次次慷慨解囊的同時，最為關心的是自己的愛心是否用對了地方。

東南亞華僑施乃康在玉樹地震之後不顧身體和年齡，親自駕車48小時前往玉樹。他曾公開向媒體表示：“我就是想實地考察一下，我就是想親眼看着捐出去的錢能變成一所學校立起來。”

“捐款是追求一種滿足感和幸福感的行為，幸福感一般有3個層次，第一個是物質層次上的滿足，叫滿意度；第二個是精神方面的，這個層次具有不確定性，比如兩個一無所有的戀人在熱戀中也會感到幸福；第三種叫利他主義，就是通過幫助他人來滿足自己心理上的幸福感，這是幸福感的最高層次，募捐就是滿足這個層次的。捐款人最關心的是自己捐出去的錢給誰了，起了什麼作用。像陳光標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的精神我很贊成，但方式我不是很贊同，因為效果不一定好。”唐鈞説。

唐鈞認為，目前層層“派捐”的方式就喪失了募捐給人的這樣一種精神滿足。但是，這樣的做法的後果則是錢的去向並不明朗，也讓捐款人不放心。“從國際經驗來看，募款究竟用在哪，給誰了，是用在建房子還是看病，這些很細緻的方面都是要做到的，這樣下次大家才會願意再捐。現在我們的募捐方式太粗糙，大家只知道錢給玉樹了，但到底怎麼用的根本不知道。政府的工作做不到太細，他們差不多把捐款和財政撥款同等看待了。所以民間力量的介入很重要，他們能夠把這個事做細”。

一位知名慈善人士曾歸納了災後捐款“四不見”：一是捐贈人看不見捐款到底用在哪裏；二是災區羣眾看不出哪些是捐款；三是災區政府看不到捐款在哪裏；四是民間公益服務看不見。這“四不見”或許不具有代表性，但卻反映了人們對慈善機構的公信力和效能的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