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規定若親屬大義滅親被告可減刑引爭議

9月29日，河北省高院研究通過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該實施細則以“酌情減少被告人基準刑的20%以下”的方式鼓勵被告人親屬“大義滅親”。但，在中國的傳統倫理裏，告發親友的“大義滅親”恰與“親親相隱”背道而馳。爭議就此而起……

□策劃 朱啓禧 □ 執筆 狄凱

大義滅親情法難兩全

今年年初，安徽碭山縣房產局局長劉某被舉報有“貪污受賄、嫖娼”等行為，這封舉報信出自這名局長的前妻張某和17歲的兒子小劉。小劉母子倆2月11日住進了局長辦公室，守了室內3個保險櫃整整8天時間，小劉母親甚至用繩子把自己和保險櫃捆在一起。直至有關部門當着小劉母子的面，打開保險櫃，從中查出現金、存摺、古玩等財物後，兩人才離開辦公室。

有網絡媒體在報道這個新聞時，使用了“大義滅親”這樣的字眼。

其實，此案至此並未了結，餘響更能發人深思。劉某的前妻事後稱：“我和他畢竟是近20年的夫妻，一起打拼，一起奮鬥支撐了這個家……我不想他被搞得很慘，畢竟我和他曾經有過夫妻情分，畢竟兒子以後還要健康地生活。我只是太惱恨他了。”小劉也表示，他現在有點後悔在網上發帖，引起了這樣大的反響，“畢竟是自己的父親，我現在有點後悔！”

還有這樣一個較早的案例，是2003年《北京晚報》報道的。出身河南農村的少年張鴻雁，輟學打工供哥哥上學。為了給哥哥籌措上大學的報名費鋌而走險，偷了舍友的4萬塊錢。警方接到報案後，找到正在上海上學的哥哥張洪濤，要他協助抓捕自己的弟弟。於是張洪濤聯繫到張鴻雁並將他騙到了上海，使張鴻雁被提前埋伏的警察抓獲。

這件事在當時同樣引發了極大的關注。有人説，哥哥完全可以不與警察合作，另尋機會勸弟弟把錢偷偷地送回去。還有人説，勸弟弟投案自首也比把弟弟騙來讓警察逮捕歸案好，起碼量刑要輕。

不論如何，在這裏，情與法產生了衝突。不能説哥哥守法是錯的，但也不好説他協助警方誘捕弟弟是對的。

為什麼會有鼓勵“大義滅親”這樣的立法舉動？顯而易見，是為了降低執法成本、提高破案率，但是“大義滅親”的行為，會對親情倫理造成傷害，這是必然的。

微博中，有網友認為，家庭穩定本是社會穩定的基石，而大義滅親恰恰破壞家庭穩定。

81.5%逃犯曾被窩藏過

親親相隱是中國古代傳統的倫理道德，唐朝以後曾經明文寫入律法。為什麼新中國的法律中沒有了呢？

據最高人民法院刑庭的劉樹德介紹，親親相隱之所以在我國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都沒有明文規定，首先是受我國立法指導思想的影響，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以馬列主義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在這種大背景下，立法時，哪些該吸收為我所用，既沒有仔細研究，也未做具體分析，只做了簡單化地處理；其次，新刑法有三大原則：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罪刑平等。而親親相隱的規定必然與罪刑平等原則相矛盾。

然而法律不外乎人情，剛性的平等原則是否也要考慮人倫天性？

據武漢市公安局1997年對連續三年所抓獲的越獄逃犯的調查顯示：81.5%的逃犯都被窩藏過。一位母親因藏匿自己犯罪的兒子被捕入獄，在獄中，當記者採訪到她時，她還這樣説：“我能藏一天算一天，盡一盡做母親的心。”由此可見，在現實社會生活中，“親親相隱”大於“大義滅親”，即“情”遠遠超越於“法”，尤其是在直系親屬之間。

這樣的案例古代也有。《史記·循吏列傳》記載：石奢為楚昭王相。其父殺人，縱其父而還自系，王赦其罪，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這就是兩難困境的悲劇。

專欄作家連嶽曾經在《作為底線的尊嚴》中提到發生在澳大利亞的一件事。近年來一直受聘於澳大利亞體育學院，並培養出奧運冠軍波波夫和克利姆的俄羅斯金牌教練圖雷斯基，由於被發現在家中非法窩藏興奮劑而接受法院傳訊。這個案件需要圖雷斯基夫人的證詞，而澳大利亞法律認為，如果證詞對婚姻關係造成傷害，則不採信。因此，法庭宣佈圖雷斯基無罪。

所以，一位從事刑偵工作多年的老公安認為，在懲罰犯罪的同時對這種親情間的行為也進行懲罰，未必能對社會起到警戒作用。懲罰面太廣，勢必樹敵太多，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關鍵問題是要做好“親親相隱”和法律的銜接問題。

某門户網站的一項調查表明，有26.2%的人表示支持，認為能降低執法成本，是法治觀念的進步；但高達55.4%的人表示反對，認為會衝擊傳統上的家庭觀念，加劇社會對傳統道德的漠視。更有網友譏諷説，大義滅親的着重點恐怕不在“親”，而在“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