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進城市病集中爆發期 GDP與幸福感背道而馳
作者:曹颖

GDP與幸福感之辯能否求解城市病
“生活在大城市還有多少幸福感?”這樣的討論已經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熱門話題,因為大城市生活中的種種不便造成了城市居民欲罷不能的心結。
今年中秋節前的最後一個週末,一場小雨、節前走親訪友等幾個原因幾乎讓北京陷入了全城擁堵。那天的擁堵讓很多人至今耿耿於懷,不少人仍然在網上講述自己當天的經歷,比如,“200米的路,車走了半小時”,“下班在路上堵了6個多小時”……
如今,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樣的特大城市,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入托難、就醫難等諸多問題已經嚴重困擾城市居民的生活。
這些不盡如人意的表現有一個簡單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過於向大城市集中而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國經濟最發達、資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適度卻似乎在下降。城市病已經嚴重影響居民的生活質量,甚至有觀點認為,我國已經進入城市病的集中爆發期。
攤大餅之後的城市病
今年7月,北京市政協經過調查形成了一份《關於促進首都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建議案》。這份建議案顯示,2009年年底,北京市實際常住人口已達1972萬人,而“十一五”規劃確定2008年常住人口總量要控制在1625萬人。
這樣快速增長的人口給北京市帶來了種種壓力。北京市政協調研組測算的結果顯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儘管這幾年北京市公共交通發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給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公共交通供給能力被抵消的一個後果就是汽車保有量的激增。2003年8月,北京市機動車保有量突破200萬輛,到2007年5月,這個數字改寫為300萬輛。而從300萬輛到400萬輛,僅用了兩年7個月。從400萬輛到450萬輛,僅用了幾個月。已經有預測,2015年時這個數字會達到700萬輛。
調研結果顯示,教育方面,在京接受義務教育的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已由2000年的9萬人增長到2009年的41.8萬人,佔學生總數的40%,其中66.9%在公辦中小學就讀,有些區縣教育支出的一半用於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
此外,資源環境的壓力也更加突出。北京市政協調研顯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調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資源僅為26億立方米,實際年均用水約36億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庫庫容、超采地下水及應急水源常態化維持。如果人口持續膨脹,南水北調的水量將被快速增長的人口所吞噬。
人口快速膨脹的問題不僅發生在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為1921.32萬人,廣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經超過1400萬。人口快速增長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已經在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
我國正處在城鎮化的高峯,根據中國社科院發佈的數據,截至2009年,我國的城鎮化率為46.6%,這個數字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可以預想的是,在未來,我國將會有更多的城市步北京、上海、廣州的後塵。
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沒有相應的措施,擁堵、水資源匱乏、環境污染、住房緊張等將不可避免地出現。
“按照北京市的資源、環境承受力,能夠承擔的極限人口是1800萬,但現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經超過1900萬,瞬間人口已經達到2100萬。在這樣的人口與環境承受力的扭曲關係下,不出現城市病是不可能的。”中國行政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説。
在他看來,之所以出現大城市經濟增長快,但居住舒適度降低的現象,原因很複雜。這其中既有城市發展戰略、產業佈局的問題,也有基礎設施不均衡與過分追求GDP的問題。
“中國的城市化出現了明顯的大城市化特點,城市發展戰略上沒有作出結構的調整,總是攤大餅、不斷擴張。”汪玉凱説,由於我國的城市化沒有能夠自然地走向城鄉一體化,城鄉之間沒有能夠實現高度的融合,城鄉的資源沒有實現自由流動,導致城鄉差距越來越大,人們肯定不斷湧向大城市。
在汪玉凱看來,中國的基礎設施還不均衡,大城市基礎設施完備,而中小城市欠賬太多,人們不得不湧向大城市。大量外來人口進入大城市,城市的原住民生活必然受到影響。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保障沒有能夠及時跟進,不僅外來人口的生活舒適度不高,大城市原住民的生活舒適度也在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