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進城市病集中爆發期 GDP與幸福感背道而馳

GDP與幸福感之辯能否求解城市病

“生活在大城市還有多少幸福感？”這樣的討論已經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熱門話題，因為大城市生活中的種種不便造成了城市居民欲罷不能的心結。

今年中秋節前的最後一個週末，一場小雨、節前走親訪友等幾個原因幾乎讓北京陷入了全城擁堵。那天的擁堵讓很多人至今耿耿於懷，不少人仍然在網上講述自己當天的經歷，比如，“200米的路，車走了半小時”，“下班在路上堵了6個多小時”……

如今，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樣的特大城市，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入托難、就醫難等諸多問題已經嚴重困擾城市居民的生活。

這些不盡如人意的表現有一個簡單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過於向大城市集中而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國經濟最發達、資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適度卻似乎在下降。城市病已經嚴重影響居民的生活質量，甚至有觀點認為，我國已經進入城市病的集中爆發期。

攤大餅之後的城市病

今年7月，北京市政協經過調查形成了一份《關於促進首都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建議案》。這份建議案顯示，2009年年底，北京市實際常住人口已達1972萬人，而“十一五”規劃確定2008年常住人口總量要控制在1625萬人。

這樣快速增長的人口給北京市帶來了種種壓力。北京市政協調研組測算的結果顯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儘管這幾年北京市公共交通發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給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公共交通供給能力被抵消的一個後果就是汽車保有量的激增。2003年8月，北京市機動車保有量突破200萬輛，到2007年5月，這個數字改寫為300萬輛。而從300萬輛到400萬輛，僅用了兩年7個月。從400萬輛到450萬輛，僅用了幾個月。已經有預測，2015年時這個數字會達到700萬輛。

調研結果顯示，教育方面，在京接受義務教育的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已由2000年的9萬人增長到2009年的41.8萬人，佔學生總數的40%，其中66.9%在公辦中小學就讀，有些區縣教育支出的一半用於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

此外，資源環境的壓力也更加突出。北京市政協調研顯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調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資源僅為26億立方米，實際年均用水約36億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庫庫容、超采地下水及應急水源常態化維持。如果人口持續膨脹，南水北調的水量將被快速增長的人口所吞噬。

人口快速膨脹的問題不僅發生在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為1921.32萬人，廣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經超過1400萬。人口快速增長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已經在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

我國正處在城鎮化的高峯，根據中國社科院發佈的數據，截至2009年，我國的城鎮化率為46.6%，這個數字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可以預想的是，在未來，我國將會有更多的城市步北京、上海、廣州的後塵。

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沒有相應的措施，擁堵、水資源匱乏、環境污染、住房緊張等將不可避免地出現。

“按照北京市的資源、環境承受力，能夠承擔的極限人口是1800萬，但現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經超過1900萬，瞬間人口已經達到2100萬。在這樣的人口與環境承受力的扭曲關係下，不出現城市病是不可能的。”中國行政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説。

在他看來，之所以出現大城市經濟增長快，但居住舒適度降低的現象，原因很複雜。這其中既有城市發展戰略、產業佈局的問題，也有基礎設施不均衡與過分追求GDP的問題。

“中國的城市化出現了明顯的大城市化特點，城市發展戰略上沒有作出結構的調整，總是攤大餅、不斷擴張。”汪玉凱説，由於我國的城市化沒有能夠自然地走向城鄉一體化，城鄉之間沒有能夠實現高度的融合，城鄉的資源沒有實現自由流動，導致城鄉差距越來越大，人們肯定不斷湧向大城市。

在汪玉凱看來，中國的基礎設施還不均衡，大城市基礎設施完備，而中小城市欠賬太多，人們不得不湧向大城市。大量外來人口進入大城市，城市的原住民生活必然受到影響。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保障沒有能夠及時跟進，不僅外來人口的生活舒適度不高，大城市原住民的生活舒適度也在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