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人口普查遭遇困境折射政府責任缺失

被喻為“13億人總動員”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將於11月1日零時正式啓動。

人口普查的結果和每一個人息息相關，人口普查的數據是一個國家國情國力的基礎數據，大至影響國家的政策制定，小小至影響每一個家庭的決策。

目前全國各地如火如荼的入户摸底調查均已告結束，但從普查員摸底時遭遇的“入户難”、“入户後登記難”等難題來來看，專家斷言本次人口普查難度非常大。

專家指出，摸底遭遇的難題凸顯了公民意識不強、參與意識不強，同時折射出政府引導、培育公民參與責任缺失的社會會現實。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這些難題不解決，將極大地影響本次人口普查數據的準確性，從而影響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最終終受影響的還是我們每一個公民。

法治週末記者 戴蕾蕾

提起“入托難”，人們自然就想起北京的家長帶着行軍毯9天8夜排隊報名的情景。“入托難”的原因，大部分人將之歸咎為政府的投入不足等，鮮有人知道，其實“入托難”與人口普查之間也有着密切的關係。

10年前，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時，“低年齡組(0歲-9歲)人口的漏報十分嚴重，總和生育率只有1.22”。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謙表示。

這樣的數據，導致針對這部分人口的政策，無法產生預期的效果。

“現在城市的幼兒園數量很少，就與當時的數據不準確有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翼表示，“我們沒有預料到有如此多的適齡兒童需要上幼兒園。某些城市的有關部門拿到的數據，可能是7萬名兒童要上幼兒園，結果來了12萬名，那就會出現很大缺口。”

“人口普查的結果和每一個人息息相關。”國務院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9名顧問之一、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告訴《法治週末》記者。

◎今年普查或將投入八十億元

人口普查的數據，大至影響國家的政策制定，小至影響每一個家庭的決策

“人口普查的數據是一個國家國情國力的基礎數據，它大至影響國家的政策制定，小至影響每一個家庭的決策。”翟振武説。

1953年，新中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時，全國人口是5.83億人；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全國人口已達12.66億人，比建國初期增加了近120%。更關鍵的問題是人口結構，中國第一個人口出生高峯期是1954年至1957年，第二個高峯期是1962年至1969年，第三個高峯期是1984年至1987年，而今第四個高峯期也如期而至。

“人口高峯具有複製作用，過一二十年就是一次。”翟振武表示，“對於很多家庭來説，要避免在這個高峯期生孩子，因為高峯期出生的孩子面臨‘入托難’、‘入學難’，將來考大學競爭激烈，就業壓力大，而等到退休時，養老金的發放也受到巨大挑戰。”

“前兩年出現的‘金豬寶寶’熱潮，給孩子帶來的不是更美好、更寬鬆的環境，反而是一輩子的擁擠。”翟振武教授一邊比劃着“中國人口年齡金字塔結構圖”中的“三凸”和“三凹”曲線，一邊告訴《法治週末》記者。“大的方面，影響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醫院、學校、乃至社區的診所如何配置分佈，都需要準確的人口普查數據支持。”

同時，普查數據也為未來中國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翟振武説：“我國目前的人口政策是為了限制人口過快地增長。現在城市裏基本上呈現的是一對夫婦一個孩子的狀況，‘老齡化’問題、獨生子女問題日益突出。如果我國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從大家的願望和家庭結構穩定的角度上來説，我們現在有‘雙獨’政策，以後也可能採取逐步寬鬆的人口政策。人口普查中關於獨生子女數量的信息以及相關信息有助於政府進行更科學的決策。”

而目前人們極為關心的“房價問題”，也與人口數據有着密切的聯繫。

一位從事房地產市場分析的研究人員告訴《法治週末》記者，1962年至1980年出現了人口增長的高峯期後，目前這批“嬰兒潮一代”不但是購房適齡人羣，而且很多已成為高收入羣體的中堅力量，成為“剛需”買家，從而帶動了地產的迅速繁榮。

正是由於人口普查結果的重要性，“世界上只要是人口大國，比如美國、印度，都會每隔幾年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進行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應用統計科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統計學院教授金勇進告訴《法治週末》記者。

官方數據顯示，2000年我國進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經測算，中央財政投入了5.5億元，加上地方政府的投入，總量超過50億元。

今年進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央財政投入近7億元，如果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央財政投入佔比來計算，全國財政投入或將達到80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