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媒談民眾福利：部分行業福利過高加大收入差距
唐春成 繪
福利是勞動報酬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年，隨着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人們的福利越來越好。
然而，在一個普遍水漲船高的大環境下，不同人羣的福利水平差距卻有所擴大，特別是一些壟斷行業、大型國企以及某些行業部門的福利水平過高，進一步加大了收入差距。
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縮小福利差距是其中一個重要內容。近日，記者走進不同人羣，請他們亮亮口袋裏的福利，傾吐各自的心聲。
——編者
福利差距不在於到底發幾盒月餅而是看工資之外還有無其他補貼
合同工：和正式工根本沒法比
“2盒月餅、2箱梨、300元購物卡……”這是今年中秋節華東某市電力公司施工隊架線工陳學鋒收到的中秋福利。
東西不算多，但小陳很知足：有了購物卡，可以給父母買一些中意的商品。而在往年，這是很少有的。
10年前，高中畢業的陳學鋒進城打工，先是在該市某大型酒店當保安，後來，家裏覺得當保安收入低，就多方託人進了電力公司的施工隊，成為一名架線工，轉眼已幹了六七年。
電力公司是個大單位，可小陳覺得和自己無關。他的工作是架線，大部分時間在全市各縣區的郊外工作，吃、住都在工地上，平時難得進城。而且，從身份上看，和他簽訂勞動合同的不是電力公司，而是另一家勞務公司。從法律關係上講，小陳是這家勞務公司派駐電力公司的勞動人員。
至於福利，小陳説，每年中秋、春節，公司都會發一些食品，主要是酒、水果。除此之外，他幾乎説不出什麼了：每月的工資就是那些，公司會按時打到銀行卡上。不過，今年夏天，有兩個月氣温很高，公司每月多發了80元錢，説是降温補貼，“這也算是福利吧。”
當然，六七年來，公司的工作條件還是改善了不少。現在，公司每年發2套工作服，平時基本夠穿了。從去年開始，公司給施工隊辦了個食堂，每頓飯收2元，3個菜，可以隨便吃。不過，由於小陳多數時間在野外作業，吃不着。
名義上，陳學鋒在電力公司工作，可是和正式員工根本沒法比。單看福利，最大的差距不在於發幾盒月餅，是工資之外還有沒有其他補貼。比如交通補貼、差旅補貼、野外作業補貼……正式職工這些名目繁多的補貼加起來，甚至不比工資低。每逢年節，他們都能領到一筆可觀的過節費。當然，這兩年，“上邊”對濫發獎金也有很多限制，聽説上級主管部門正要求他們降工資，“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只要想發錢，就總能找出一些名目。”比如，安全生產達到了多少天、公司得到了什麼榮譽稱號，都是發獎金的藉口。“現在公司30歲出頭的正式青年職工，都在城裏買了四五十萬元的新房子，單靠工資收入，肯定買不起。”
剛進施工隊時，小陳每月收入就有2000元，現在還是2000多元，幾年下來，儘管漲得不多，但讓他欣慰的是，公司的管理還是比較規範，為每名工人買了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工傷等5險，這讓他心裏比較踏實。
小陳已結婚，老家的地交給父親代種，妻子和孩子跟自己一起住在市郊一間租來的平房裏。他説：“肯定不會回鄉下種地了，可城裏的生活到底有沒有奔頭？現在還看不準。”他希望在親朋好友的資助下，能儘快在市郊買一套小的二手房，先把家安頓下來再説。
所謂減薪總是“雷聲大雨點小”，好多人還“明降暗升”了
國企中層：待遇上“好事落不下”
54歲的王建華在一家國有金融機構總部擔任部門經理。用她的話説，能在國企中層任職，待遇上“好事落不下”。
王經理的收入構成有兩部分：一是工資條上的年薪收入，包括工資、月獎和年終獎。年終獎和企業當年效益掛鈎，這個“大紅包”佔年薪收入的50%以上。二是各種福利補貼，包括每年5萬元左右的養老保險，含社會保險和企業年金；每年7萬多元的住房補貼和公積金；每月的車費補貼和汽油補貼2000元；每年報銷社保以外的各種保健醫藥費單據5000元；圖書卡、旅遊費約2萬元。
事實上，單位給王建華的福利還有兩大塊：一是住房，公司分給她一套10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此外，在國內大城市房價尚未進入“萬元時代”之前，高收入的她已佔先機，購置了好幾套商品房，如今固定資產相當可觀。二是子女就業，她的女兒大學畢業後，也在金融口工作。“人脈資源是一種財富。”王建華坦言，如果不是在國有金融企業任職，平時能幫別人辦點事兒，孩子找工作不一定能這麼順當。
住房、醫療、子女教育、養老，這些對普通百姓堪稱“老大難”的問題，對王建華來説，依賴國有壟斷行業的高福利，紛紛迎刃而解。
王建華説，近年國企湧動降薪潮，公司管理層壓力也挺大，開了好幾次會研究降薪問題。可偏偏公司這兩年效益不錯，一説減薪，中層以下都反對，你降，別的公司不降，現在金融業人才競爭這麼厲害，企業人心不穩啊。所以研究了三番五次都是雷聲大雨點小，降不下來。“去年底發獎金前，大家還議論紛紛，擔心收入縮水。可獎金到賬後私下裏比比看，除了高管們適當調低工資，中層以下的收入基本上不受影響，好多人還‘明降暗升’了呢。”王建華説，去年她的税後年薪約有70萬元。
王建華的情況不是個案。壟斷行業的高收入是否合理合情？這些行業的利潤和薪酬標準是否源於正當的市場抉擇？與之相關的人員錄用、幹部擢升制度是否公正公平？
或許王建華的真實體驗最能説明問題：“工資高得不符合國情，其實我心裏並不踏實。”
公司按業績付薪，有規範的激勵、約束、淘汰政策，只有能幹活，才能爭取到好回報
銷售人員：職位越高福利越好
劉浩是一家中國500強企業駐北京的銷售經理，妻子也在該公司本部從事車間工作。談到薪酬福利，小劉説：“職位越高，福利越好，因此還要努力爭取升職。”
“我現在的收入，不能簡單按年薪、月薪算。”小劉對記者説。他本科畢業，工作6年，按照公司的工資標準，現在每月底薪3500元，一年工資是4.2萬元。但公司對他這樣的銷售人員採取底薪加提成的薪酬辦法，在正常銷售年份，一年的提成金額與底薪相當，一年的薪資收入在10萬元左右。
“公司按業績付薪，有規範的激勵、約束、淘汰政策，只有能幹活，才能爭取到好回報。”劉浩説。通過幾年努力，他已由公司最基層的銷售人員，變成某類產品的北方區負責人。作為公司駐外人員，每年都有10個月左右的出差補助，小劉現在的補助標準是每天200元，這筆收入大致在每年6萬元左右。
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劉浩的公司也有不同程度的福利補助。公司每兩年配發西服2套、夏裝2套；從去年開始，公司食堂全面取消收費，所有職工免費就餐。交通方面，經理級別原則上只能報銷火車票和汽車票，“但如果是公差，或者火車訂票緊張，提前跟上級領導請示，一般機票也能報銷。”住房方面，公司所有員工都可以申請員工宿舍，有8人間、2人間、單間、套間，宿舍條件隨着級別上升而改善，副總一級就可以享受三居甚至更大的住房，但都只有居住權，沒有產權。小劉在自己購房結婚前，就住過2年多的集體宿舍。
“5年前要結婚，那時剛工作不久沒多少積蓄，父母能力也有限，為了買房子，到處借錢才付了首付。”小劉回憶道。他把家安在公司總部所在的一座三線城市，“幸虧是在小城市生活，要不然錢也不夠用。”
劉浩的妻子小張職位較低，每年收入不到2萬元，家庭開銷主要依靠小劉的收入。現在每月1500元的房貸和女兒的營養費是小劉家支出的大頭。3歲的女兒是全家的掌上明珠，“營養上可不能出一點差錯，她吃的那種進口奶粉，每個月就要花1000多元。”此外，還有玩具、早教、教育保險基金等支出，每月大致都在1000多元。小劉醖釀着再換一套大點的房。他説：“現在這個兩居的房子對於五口之家來説，還是小了點，客廳、卧室都被堆得滿滿的，像個大倉庫。”
中秋節前夕，劉浩接到家裏電話，得知公司給員工發放了中秋、國慶兩節福利，作為雙職工，小劉家領到了雙份的紅酒、月餅、雞蛋等節日物資。“每逢春節、端午、中秋、國慶、‘五一’等大節日，公司都會發一些節日福利，金額也是根據職位高低不等，我這一級別每次大致能分到1000元左右的過節物資。”小劉説。
談到未來，劉浩説：“總是希望能為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相信隨着工作閲歷的積累，職位會逐步提升，收入逐步提高，生活也會越來越好。”
由於學校提供的福利有限，很多教師都在社會上兼職
大學教師：時間是最大福利
國慶長假已過，山東濟南某大學的青年講師李明亮沒有返校，仍然住在另一座城市的家中。“除了上課，其他時間都能夠自己支配，這是大學教師的最大福利吧。”
小李原先是該省某縣一中學的政治課教師，工作3年後考取了研究生，又唸了博士。2007年，小李博士畢業後留在省城，成為這所大學政法學院的青年講師。
小李説，他的工資分崗位工資和津貼兩部分，都發在工資單上，每年累計5萬元左右。其中津貼包括課時津貼和科研津貼，課時費每小時30元。此外，每年中秋、春節兩個節日，學院還會發些過節費，“這要看學院的創收情況。”
他説，不少大學創收的主要途徑是辦輔導班。幾年前，法學熱，政法學院的輔導班較多，學院的福利較好，可是這兩三年，政法學院的輔導班少了不少，創收鋭減，“好日子沒趕上。”小李笑笑説，“現在創收最好的是教育學院，他們承擔了中學教師的培訓任務，學院的福利是最好的。”
今年中秋，小李領到500元過節費：“去年發了1000元，今年縮水了一半。”
李明亮告訴記者，作為教師，除了工資，另一個收入來源是科研獎，理工科要比文科高得多。因為學校發獎金的依據是發表論文的數量，總體説，理工科論文比文科好發。“聽説化學院有的教師一年的科研獎金超過20萬元，這對文科學院來説，是不可想象的。”
他認為，目前很多大學的工資不高，提供的福利也很有限，所以，很多教師都在社會上兼職，一些人的兼職收入不低於工資。可是，由於是學政治學出身，小李的兼職機會不多，他最尋常的兼職形式是為一些職業學院講授公共課，收入按課時結算。
從中學教師到大學教師，小李説最大的變化是“面子”：有了大學教師身份，鄉里鄉親都覺得你很光榮。可是從縣城來到省城，儘管收入增加了不少，可是生活負擔也加重了。現在，小李在市郊買了一套兩居室，每月有2000多元房貸。他説，學校的福利分房到2004年就結束了。從2004年到2007年，學校還給青年教師提供過渡房，2007年後，連過渡房也沒了，“解決住房全得靠自己。”
李明亮的妻子也是大學教師，與他相隔300多公里，她和3歲的兒子住在一起，便於照顧孩子。儘管只要沒有課，小李就能回家，可是兩地分居，終究不是辦法。他希望儘快將妻子調入自己所在的大學，實現全家團圓。
(本文中的採訪對象均採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