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致出口型經濟出口乏力
儘管尚在討論，但經濟結構調整與增長方式的變革成為“十二五”規劃的主題之一，已經毫無懸念。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將於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發展如何？“十二五”中國經濟又面臨哪些挑戰和機遇？宏觀經濟政策會如何演變？為此，《中國經營報》記者採訪了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莊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在他們看來，作為世界增長最快的新興經濟體之一，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破題易”，但收到實效，卻需要更大的努力與付出。
倒逼結構調整
《中國經營報》：在“十一五”與“十二五”的結構調整上，市場化的導向更為強烈？
莊健：確實如此。從國內和國際來看，從供應方和需求方兩方面來看，“十二五”的結構調整市場動力是非常強勁的。從需求來看，金融危機對於外需的減弱是長期的，戰略需求政策從外部轉向內部；二是從供應方面來看，要素成本的上升是大勢所趨，這必然要求改變過去依賴低價資源的粗放型經濟增長。
《中國經營報》：舉個例子，在“十一五”後幾年，我們看到勞動力成本上升非常明顯，這對於“十二五”經濟發展有什麼影響？
楊瑞龍：確實，2010年中國低端勞動力市場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出現了結構性拐點變化，這反映了工資形成機制發生了深刻變革。
《中國經營報》：如何開啓這一新階段呢？
楊瑞龍：工資形成機制的變革將從根本上改變勞資關係，改變工資上漲嚴重滯後於國民收入上漲的局面，使中國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從而啓動中國市場化的收入倍增變化，改變中國收入分配不公，提高國民的整體消費率，加速中國“收入-消費升級”的台階效應的到來。這種變革將改變中國工資佔GDP比重過低和消費啓動大大落後於同類國家的局面，從而加速推進中國消費升級和產業升級。
包容性增長成亮點
《中國經營報》：在十七屆五中全會之前，胡錦濤總書記首次倡導“包容性增長”這種提法有什麼由來，對於“十二五”建設有什麼影響？
莊健：這種提法與以前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可持續協調發展的含義大體一致，只不過是不同的表述。《共享式增長 促進社會和諧》是亞行最早提出來的研究課題。當時在翻譯中，翻譯成了包容性增長。在過去五年發展中，中國經濟總量取得了較大的增長，但是這種增長是有代價的，收入差距拉大，國內不穩定因素和不和諧因素增多，經濟發展的成果並沒有被大多數人享用。所以，“十二五”應該是一種共享式、包容增長，這裏的含義包括，一是有增長，二是，是否以共享式和包容的方式獲取，大家參與經濟過程中具有同等的發展機會，享受教育、醫療和福利同等的機會。
在這種背景下，2005年，由亞行贊助支持，邀請了多位國內經濟學家開展了“以共享式增長促進社會和諧”的研究課題。初衷是分析中國經濟過去30年增長的特點，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和所帶來的問題及挑戰，探討通過實現共享式增長構建和諧社會的政策選擇。
早在2009年11月15日，胡錦濤主席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上發表題為《合力應對挑戰推動持續發展》的重要講話，就開始強調“統籌兼顧，倡導包容性增長”。而在2010年9月16日，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級會議上，胡錦濤主席發表了題為《深化交流合作 實現包容性增長》的致辭，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我個人認為，包容性增長會成為“十二五”規劃的一個亮點，未來的經濟增長中會更多地涉及到這一原則。包容式增長最基本的含義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涉及平等與公平的問題，它追求的是社會和經濟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與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相對立。這種包容性增長包括一些重要要素，如讓更多的人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讓弱勢羣體得到保護；加強中小企業和個人能力建設；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保持平衡；強調投資和貿易自由化，反對投資和貿易保護主義；重視社會穩定等等。
關鍵還是要看改革
《中國經營報》：“十二五”規劃後，能否預測一下中國經濟增長的特點？
莊健：未來五年的經濟增速將下降，通脹可控。“十一五”定的增長目標是7.5%，雖然增速大大突破了這一目標，我認為“十二五”這一目標仍然可以定為7.5%左右，作為一個目標參照。如果未來五年要實現結構調整的目標，應該把當前的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來，把人們的關注重點從GDP增長速度轉到發展方式和結構調整上來。一個較低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為結構調整騰出更多的空間。中國經濟未來五年面臨的形勢環境較為複雜，“內憂外患”因素明顯較五年前增多，打個比方，就像賽車比賽進入彎道，這個時候必須把車速降下來，否則翻車的風險就會增大。
對於通貨膨脹，我認為只要速度控制住了，貨幣不超發，需求不過熱，就不會出現較高的通脹。當然，由於資源價格改革、消費啓動，通脹較過去將略微上升，保持在3%~4%左右。
《中國經營報》：“十二五”規劃提出了結構調整的方向和目標，但是大家仍有擔憂，未來五年是否仍然像過去一樣，經濟增長走上老路子？
莊健：確實有這種擔憂，“十二五”各種措施，還需要進行一系列改革。首先是收入分配改革，使得城鄉居民收入佔GDP比重上升，這是消費啓動的前提條件；二是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不應過度參與到經營上去，擺脱土地財政，進行財税體制的改革，目前地方擔負很多責任，但是財力有限；三是國企的進一步改革和壟斷領域的改革，進一步啓動民間資本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