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黃官員“沒強拆就沒新中國”被指是強盜邏輯
9月10日上午，江西省宜黃縣鳳岡鎮發生一起因拆遷引發的自焚事件。10月12日，宜黃縣一位官員以“慧昌”為名在網上發表了題為《透視江西宜黃強拆自焚事件》的文章。文章從一個地方官員的角度，對強拆事件進行解釋和梳理，提出“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
有人士認為，這篇被稱為“宜黃投書”的文章體現了當下部分基層官員的理念和心態。當下有必要警惕地方官員一味追求經濟發展的扭曲的發展觀，公權力氾濫，會使弱勢民眾的利益受到侵犯。
震驚“強盜邏輯”導演各種強拆
9月10日上午，宜黃縣鳳岡鎮發生的因拆遷引發的自焚事件，3人燒成重傷，被緊急送往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進行搶救。3名傷者中，79歲的葉忠誠因傷勢嚴重、搶救無效，於18日凌晨1時左右宣佈死亡。
對於這起惡性事件，9月17日晚，江西撫州市委對宜黃縣“910”拆遷自焚事件中的8名相關責任人作出處理決定，其中，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的宜黃縣委書記邱建國、縣長蘇建國被立案調查；負有主要領導責任的宜黃縣副縣長李敏軍被免職、立案調查。日前，江西已對宜黃縣黨政主要領導作出調整，免去邱建國中共宜黃縣委書記職務；免去蘇建國中共宜黃縣委副書記職務，提名免去其宜黃縣政府縣長的職務。
多數人原本以為這事就此截止了。然而讓人驚訝的是，10月12日，江西宜黃縣一位官員以“慧昌”為名在網上發表了題為《透視江西宜黃強拆自焚事件》的文章。文章從一個地方官員的角度，對強拆事件進行解釋和梳理，提出“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
《人民日報》14日發表的時評稱，“沒有強拆就沒有中國的城市化”、“每個人其實都是強拆政策的受益者”……這種似是而非的表述，在文中隨處可見。聯繫到此前不久，某地法制辦主任曾以類似理由，致信北大教授反對新拆遷條例，不難看出，這種邏輯在一些基層幹部中頗有市場，許多強拆事件的發生並非偶然。
違背“宜黃投書”與“包容性增長”不符
日前，在出席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級會議開幕式時，胡錦濤主席發表致辭強調：實現包容性增長，切實解決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社會問題。有專家指出，這次拆遷自焚事件，以及隨後的“宜黃投書”，顯然不符合總書記的“包容性增長”理念。
“此次宜黃事件，從根本上説，是當地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無視，是當地公權力在沒有足夠監督情況下由膨脹到張狂後的必然結果。該事件以及近幾年頻發的各類暴力強拆事件都充分暴露出，公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矛盾。此類事件中公權力的所作所為是違反我國憲法的，也是不符合‘包容性增長’理念。”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院院長陳劍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説。
陳劍表示，“包容性增長”最基本的含義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成果，它涉及平等與公平的問題。只有公權力放下所謂的身段，眼中有羣眾，耳朵傾聽羣眾訴求，心裏尊重公民權利，行動中依法行權，才能保證“包容性增長”的實現。
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瑞也表示，江西宜黃的強拆事件是一起典型的利益傷害事件，與總書記“包容性增長”的命題明顯相悖。這説明當前我國一些地方官員政策水平低下，行事簡單、以追求GDP增長為目標，不考慮以人為本，最終導致與當地老百姓之間發生激烈衝突。
劉瑞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説，“包容性增長”是與中央之前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一脈相承的，只不過“以人為本”是一個泛指的概念，可以應用到政治、經濟、生活等各方面。具體到經濟領域，這次中央就提出了“包容性增長”。當政府與民眾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要以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為主。從中央提出這一命題來看，這一思路政府高層是明確的，但問題是基層還沒有對這一精神充分領會。
“包容性增長”的反義是固執己見、一意孤行。地方政府強制拆遷與老百姓發生衝突的問題不是近期才出現的，不過宜黃縣居然導致住户以自焚進行反抗，實在值得反思。地方政府經常認為，他們要求拆遷本意是好的，是為了當地居民的長遠利益，好像在為大家做公益事業一樣，但是沒有認識到，老百姓考慮的大多是眼前的現實問題，否則不會配合政府工作。
劉瑞説，當前地方政府不考慮民眾利益的事件時有發生，這樣的事情發生的越多，政府和民眾之間的矛盾就越大。地方政府必須要認識到，只有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把關係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問題圓滿解決，地方經濟的發展才能沒有瑕疵，這也是“包容性增長”的重要內涵。
疑惑《物權法》擋不住公權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孫憲忠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根據《物權法》第四十二條的規定，土地徵收和城市拆遷應當遵循“目的正當、程序正當和足額補償”三大原則，在公共利益的基礎上，業主應當有知情權並有一定的參與權和決定權，但在宜黃事件當中，當地政府完全採取了封閉的態度，沒有遵循以上原則。
“歸根結底在於國家基本建設程序沒有得到改變。”孫憲忠表示，在目前地方政府建設項目的程序中，依然遵循着計劃經濟時代的做法，建設單位和政府協商立項後，拿到四證後即進行拆遷，在這當中，根本沒有業主的參與權，業主的合法權利無法得到保障。
“宜黃拆遷自焚事件是一件徹頭徹尾的違法事件。”武漢大學法學院民商事法律科學中心主任孟勤國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公民的私有財產受到憲法和法律保護，有權不受侵犯。在宜黃事件中，當地政府在拆遷的過程中完全沒有遵循法定程序，也沒有遵循《國務院拆遷條例》的程序，是一場徹頭徹尾違法行為。
“宜黃拆遷自焚事件凸顯了中國目前公權力不受法律約束的危險狀況。”孟勤國表示，前三十年中，我國法治建設主要在於“有法可依”，但在法律的實際執行中，公權力往往不受到硬性的約束。在政績的壓力下，地方官員往往在法律的軌道以外行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孟勤國表示，正是這種公權力不受制約等情形導致了《物權法》在實施三年之後對強拆行為毫無約束力，而業主們也越來越對《物權法》失去信心，轉而尋求法律外的救濟手段。這就是所謂的“公權力的流氓化”和“私權力的刁民化”。而隨後發生的“宜黃投書”事件，則將這種“公權力的流氓化”表現得淋漓盡致。孟勤國説，這種情況若是繼續下去，三十年的法治建設成就將蕩然無存。
寄望相關產權制度不斷完善
在採訪中不少專家都表示，城市中的拆遷問題應該是土地需求方和土地實際擁有者按照自願交易的原則，進行的一個公平談判過程。拆遷本身意味着一種財富的轉移，應當是公平交易。而現實中人們看到的是強勢利益集團與弱勢財產擁有者的交易，結果不言而喻，現象就是各地屢屢發生的強制拆遷和強行收費事件。與一味地追求經濟增長相比，尊重和保護公民的財產權力才是當前首要的，不然怎麼看都像是“強勢利益集團倚仗權力對弱勢財產所有者進行的掠奪”。
有統計數據顯示，土地用途轉變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約得60%至70%，村一級經濟組織得25%至30%，農民只得5%至10%。而另一針對浙江省某區域土地徵收資料的統計顯示，所得增值收益政府為56.97%，開發商為37.79%，村集體經濟組織及農户為5.24%。在這種利益嚴重不平衡的結構之下宜黃事件的發生似乎也成為一種必然。
“當前我國的土地市場還不完善，相關的產權仍不清晰，政府要進行拆遷卻又拿不出高額的拆遷補償成本，這就引發了諸如宜黃這樣的事件。”北京大學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研究員蔡志洲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地方政府雖然發展當地經濟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最根本的還是要充分考慮到人民羣眾的訴求。”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良則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建議，當前要避免類似“宜黃事件”的發生，一方面需要利益方建立起一種民主的協商機制，另一方面還需要相關產權制度不斷完善。（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