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首例艾滋感染者歧視案原告擔心隱私泄露
作者:朱稳坦
本報記者深度透視
因為在體檢過程中被查出艾滋病毒感染,安徽青年小吳(化名)雖然在安徽省安慶市市直學校招聘考試中連過筆試、面試兩關,但最終仍被拒之門外。2010年10月13日,小吳訴安慶市教育局案開庭。
這是首例國內艾滋病毒感染者採用法律手段維權。在其背後,74萬艾滋病感染者的“撞牆式”維權之路才剛剛開始。特派記者 陳學超 安徽安慶報道
歷史總有弔詭之處:2003年6月30日,安徽青年、乙肝攜帶者張先著一紙訴狀將蕪湖市人事局送上法庭;2010年10月13日,另一位安徽青年、艾滋病毒感染者小吳將安慶市教育局送上法庭。
時隔七年,原因無二——因為身體原因,他們的就業夢想被無情打碎。
“我只想要回屬於我的工作,過安安逸逸的生活,不想做什麼第一人。”小吳説,他從未想過將此事“弄得滿城皆知”,“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從來都沒有好下場,張先著如今不也是很慘淡麼?”
但無論如何,一條長且阻的維權路,已經在他和他身後的74萬中國艾滋病感染者腳下展開。無論輸贏,他們都已經在路上。
艾滋病感染者的自救路
“我真的很需要這份工作,否則我只能死在教育局門口了”
按照小吳的計劃,讀完四年大學,他應當找個學校當老師,結婚、生子,過安逸的生活。
於是,他參加了今年5月安慶市教育局組織的市直學校教師招聘考試。筆試面試兩關過後,唯一的夢想在7月12日的體檢過後戛然而止。他被告知,“HIV-1”抗體呈陽性,複檢過後,教育局決定“艾滋病,不予錄用”。
此前,關於艾滋病,小吳的唯一認識來自大學英語課本,上面有篇課文提到了一些相關知識,“沒人告訴過我們”。網絡成為他填補這一空缺的唯一途徑,四下無人時,他開始偷偷搜索相關內容,但“誰都不能説”。
網絡還讓他認識了北京益仁平中心總協調人於方強。作為一家非營利公益機構,北京益仁平中心致力於在中國公共衞生領域開展疾病防治健康教育、病患者救助及消除歧視等公益工作。
“我們最初收到的只是小吳的郵件,並且用的是化名,看得出他還是有很多顧慮。”於方強説,迷惘與絕望充斥着這些郵件。“我也不知道找誰幫忙,我迷茫了,連死的心都有!”“我真的很需要這份工作,否則我只能死在教育局門口了!”
這種情況並不是於方強第一次遇見。在此之前,益仁平中心曾收到過眾多類似諮詢,但由於害怕隱私暴露,無一敢於選擇法律途徑維權。甚至就是在去年,也是在安慶市教育局的招考過程中,就出現了相同的情況,但當事人最終還是沒能下定決心。
因為同樣的原因,小吳也沒能下定決心。在於方強的建議下,他決定通過發律師函的方式“給安慶市教育局施加壓力”。但私下解決問題的設想最終落空。
8月下旬,通過代理律師,小吳正式向安慶市迎江區人民法院遞交了起訴書,一個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自救之路由此真正展開。
一場官司兩個拷問
“與74萬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態度相比,13億國人中絕大多數的態度可能才是決定性的”
走過道道百轉千回的巷子,處於居民區中的安慶市迎江區人民法院出現在眼前。10月13日,這家閒暇時還會有居民在其辦公樓外晾曬被褥的法院,迎來了它有史以來最受關注的一天。
小吳和於方強並沒有出現在法庭上。害怕隱私泄露,小吳採取了迴避,代表他出庭的是兩位代理律師:北京瑞風律師事務所的李方平和安徽江淮律師事務所的鄭繼能。
“如果單純從法律角度來看,我們勝訴的幾率是百分之百。”小吳的代理律師之一鄭繼能對本報記者説,“鑑於本案判決結果會產生重大社會影響,所以法庭沒有當庭做出判決。”
鄭繼能透露,庭審過程中,雙方就“公務員體檢標準是否適用於教師招考”展開了激烈辯論。“很顯然,教師是不屬於公務員序列的。”鄭繼能表示,因此按照公務員體檢錄用標準將小吳拒之門外顯然是不合法的。更何況,“《就業促進法》規定了用人單位不得以應聘者是傳染病病原攜帶者為由拒絕錄用。”此外,李方平和鄭繼能還對“公務員錄用體檢標準是否合法”提出了質疑。
與之前蕪湖市人事局的表現相似,答辯過程中,安慶市教育局認為在此次招聘過程中,他們是完全按照安徽省和安慶市的相關規範性文件對應聘人員進行體檢的,對所有應聘者一視同仁,不存在任何歧視行為。
“教育局的一位處長在庭上代表教育局主要提出了幾個觀點。首先,這個案件社會影響十分重大,無論是作為原被告還是法庭,都必須冷靜慎重思考做出判斷;其次,考慮到教師這一行業的特殊性,即使法律上對艾滋病攜帶者予以認可,但要切實考慮到目前社會對此的認知程度。”在鄭繼能看來,被告方安慶市教育局的心態比較平和,“庭上表現也不差。”
“但地方性法規和國家法律有衝突時,肯定是地方性法規要服從上位法。”鄭繼能説。
實際上,早在七年之前,針對“乙肝歧視第一案”就曾有專家指出,在類似案例中,真正受到拷問的不再是某一特定地方政府部門或政策法規,而是我國法律進程中的某些空白。
它同時拷問的,還有社會上的某些非理性因素。“對艾滋病人是絕對不能歧視的。”16日晚安慶市當地一位出租車司機説,“但他要是教我孩子我肯定不願意。要是他的手破了,我孩子的手也破了,恰巧他們倆又握手了那怎麼辦?!” “教與學的過程會比‘握手、共用餐具、擁抱禮節性接吻’更親密,更加容易傳播嗎?”小吳反問道——與74萬艾滋病感染者的態度相比,13億國人中絕大多數的態度可能才是決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