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明園罹難150週年：可以寬恕但不能遺忘(圖)

汪榮祖(右)、布立賽(中)及翻譯、北大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許振洲在對話現場。董剛攝

10月18日下午，法國人伯納·布立賽在雨中的圓明園摔了一跤，然後有些狼狽地爬起來。此地離大水法不遠，他想起，150年前，燒燬了圓明園的英國人和法國人也曾飽受同樣的泥濘之苦。

150年後的這一天，正值圓明園被毀紀念日。身材矮小的布立賽特意前來參加一場與此相關的對話。他象徵的不再是西方入侵者，而是一位力圖反思這段歷史的學者。作為法國記者、歷史學家，在翻閲了大量未被公開出版過的回憶錄等資料後，他用法語寫成《1860：圓明園大劫難》，意圖提醒法國人這段歷史。該書在法國熱銷，並被稱為第一部從法國學者角度全面正視和反思圓明園事件的著作。

對話的另一方，是70歲的歷史學家、台灣“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主任、《追尋失落的圓明園》的作者汪榮祖。該書曾被美國研究圖書館的權威期刊《選擇》(Choice)評為2001年度“各學科最佳學術著作”。

對話在圓明園西洋樓“諧奇趣”遺址冒雨進行。這是圓明園所剩的為數不多的遺蹟之一。旁邊，大火沒有燒掉的石頭散落着，兩個頭髮花白的腦袋湊在雨傘底下，不時將話題扯回1860年那段歲月。傾聽者有記者、學者，以及其他身份的普通人，他們多半被雨淋濕。距離那個充滿仇恨的年份已經很久了，布立賽試圖反思自己的同胞在這個東方園林所犯下的罪惡，而主持人和聽眾則用握手和掌聲對他表示感謝。

在台下聽講的人當中，有一名不請自來的年輕導遊。她的工作之一，是向遊客介紹圓明園的歷史。但在讀過很多書以後，她覺得困惑，除了幾乎完全不變的幾段敍述，她並不知道如何向遊客介紹更多的事情。“這樣的活動應該多一點，”這個被雨澆濕的女孩説。

曾在美國弗吉尼亞大學任教的汪榮祖在對話結束後表示，自己在國外時接觸的西方學者，往往只把圓明園作為1860年戰爭的一個小插曲。但作為中國人，他深知這個被燒燬的園林在中國的象徵意義。今天，他來到這裏，看着具體的遺址，心裏頗多感慨。他贊同這樣的説法：除了作為一個愛國的教育基地，圓明園和它背後的歷史，應該給我們更多反思。

布立賽則認為，儘管可以寬恕，遺忘卻是不應該的。這種遺忘發生在他的法國同胞身上。布立賽認為，他們有意將這頁歷史儘快翻過去而閉口不提。但也曾在中國聽眾身上見到另一種形式的遺忘。一次在中國舉辦的講座上，一個聽眾向他提問：當年是否也有中國人將圓明園的文物盜出並賣給外國人？但這個問題“遭到了一片噓聲和抗議”，布立賽回憶説，“那些人不太願意聽這種他們覺得不好的事情”。

“希望這次對話只是個開始，”布立賽説，“關於圓明園的記憶應該永遠保存下去。”

這場對話由外研社、中西書局、圓明園管理處邀請兩位歷史學家在圓明園西洋樓“諧奇趣”遺址進行。以下是對話節錄：

主持人：兩位首次來到圓明園時，內心充滿了愁緒，進而感受到了記憶的責任。請問兩位如何想到寫作關於圓明園的歷史？

汪榮祖：我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對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這件事是瞭解的，但僅依賴書本上的知識，很抽象。後來，我在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教書的時，他們要求我開一個特殊的課程，專門給優秀的學生開。我就跟建築系的一個教授合開了關於圓明園的課，備課時知道了很多材料。之後，我有機會到北京來，看到檔案館的材料，一步一步有了對圓明園研究的興趣。

布立賽：今天我們大家聚在一起，是為了共同紀念一個很悲慘的日子，很悲慘的事件。今天的天氣和這個事件十分吻合，天空完全是灰暗的。我第一次聽説圓明園這個名詞，是在2000年。那天是10月15日，一個相當好的天氣。我們在頤和園結束遊覽的時間很早，就來圓明園看一看。離開圓明園的時候，我心情很不好，很難形容當時的想法。我當然知道不是自己家族的祖先燒了圓明園，但畢竟是西方人，是英國人和法國人燒了圓明園——如此漂亮的一個園林，被雨果稱為“中國的凡爾賽”的園林。

回到法國以後，我做了一些研究，發現不論是法語還是英語，都沒有關於圓明園劫難的專著，我覺得這也很好理解，因為不管對英國人來講，還是對法國人來講，這都是一個他們希望儘快忘掉的事情。正因為我看到了這一困難，所以我才開始用心地蒐集材料，決定寫這樣一本書。

主持人：布立賽先生的書中提到，導致圓明園被毀悲劇的是“兩種傲慢的衝突，兩種優越感的衝突。雙重蔑視源自相互誤解。一方是厚顏無恥的殖民帝國主義，一方是極端透頂的民族中心主義”。二位認為造成圓明園悲劇的深層原因是什麼？

汪榮祖：我覺得兩種傲慢是表象，深層原因是兩種體制的衝突。中國到了19世紀還是一箇舊的帝國，從秦漢一直到清朝，都是同樣性質的帝國。可是西方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經過1000年的時間，已經變成列國，就是所謂的民族國家。這是兩種不同的體制，西方要把中國一下子變成西方的體制，當然不太可能的，這是最基本的衝突。其次，就是中國的國力不如人，中國被打敗之後，被迫放棄原有的體制，而加入所謂現代國家的行列。所以我覺得在中國方面，傲慢是沒有太多的，更多的是被迫、無可奈何與委曲求全。

主持人：圓明園罹難對150年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包括中國和西方世界的關係之間有怎樣的影響？

汪榮祖：影響是很大的。1860年，圓明園被毀，第二年就是中國自強運動的開始。自強運動是恭親王首先提出的，恭親王就是當時和英法和談並簽署《北京條約》的人，所以他感同身受，覺得中國一定要變。在這之後，就有了同文館、總理衙門、洋務運動等一系列變化，從整個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來看，這個事件是很重要的。但另一方面，我覺得火燒圓明園給中國人的影響，就是讓他們看到西方野蠻的一面，所以長期以來，中國人對西方的價值觀一直抱着一種保留、存疑的態度，甚至有一點害怕，不像日本要全心全意地西化。中國對西方在很多方面是沒辦法接受的，由於沒有全心全意地現代化，所以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遭遇到很多挫折，這些挫折使得中國的進程越來越激烈，就好像病人吃藥，藥的勁道不足，要更猛的藥。所以我們從改革到革命，這其實是一個錯誤的道路。這個挫折我想多少跟圓明園的劫難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