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支招分配改革：儘快提高個税起徵點

展望“十二五”，“錢袋子”怎樣更鼓？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鄭功成接受本報專訪——《收入分配改革，該動真格了》

剛剛閉幕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強調：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係，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那麼，當前我國的收入分配關係中究竟存在哪些痼疾？收入分配改革應確定什麼樣的目標？有哪些制度性難題破解？政府該如何發揮作用？本版今天推出這篇專訪，希望對廣大讀者有所啓發。

——編者

分配格局為何失衡？

理性看“調高”，三大難題待解

今年是“十一五”收官之年。5年來，人民羣眾的收入普遍上漲，但不同人羣的收入差距、福利差距卻有所擴大，特別是一些壟斷行業、大型國企以及某些行業、部門的收入水平過高。

“高收入者確實需要進行調節，但要區別對待，不能一概而論。”長期從事社會保障與收入分配研究的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鄭功成説。一般而言，高收入者的收入來源可以分為三類：合法收入、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鄭功成認為，對合法收入，無論其有多麼高，都要進行保護；對非法收入，要堅決取締；對灰色收入，則需要分步驟、分層次地進行清理。此外，還應充分發揮制度的引導作用，及時出台包括物業税或不動產税及相應的財產税、消費税等在內的旨在調節高收入羣體的新税種。

“但是，收入分配領域的問題並不侷限在調高上。”鄭功成説，普通居民與勞動者收入低、不同羣體收入差距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規範，成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中的三大突出問題：

收入分配向政府、企業（或僱主）傾斜，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續下降（由原來的55%以上降低到40%左右），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明顯滯後於GDP與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超過3倍，行業收入差距超過10倍，地區之間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尼係數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國際警戒線之後繼續向0.5的紅線逼近；

在收入分配秩序失範的情況下，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公費出國“三公消費”以及權力尋租、貪污腐敗等形成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成為一些特殊人羣的重要收入來源。

鄭功成説：“我們曾做過一個調研，75%以上的受調查者對社會公平的認可度明顯偏低，人們的價值取向發生紊亂，不滿感甚至對抗情緒在擴散，維護穩定的成本急劇上升。”

不僅如此，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導致特殊利益集團形成，直接影響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進而制約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鄭功成説，收入分配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民生問題或經濟問題，而是已經和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糾結在一起，事實上正在成為影響改革、發展、穩定的重要因素。

改革目標怎麼鎖定？

“抽絲去病”與“外科手術”相結合

收入分配領域中出現的問題並非一日之寒，解決起來也絕非一日之功。鄭功成認為，“十二五”期間，必須在把準病脈的基礎上更新發展理念、明確預期目標、分清輕重緩急，採取中醫式“抽絲去病”與西醫式“外科手術”相結合的一攬子措施，切實扭轉利益嚴重失衡的分配格局。

“在收入分配改革中，首先要澄清做大蛋糕就能自動解決分配問題的認識誤區。”鄭功成説，近30年是中國財富蛋糕快速做大的過程，GDP總量和政府控制的財力均增長了100多倍，但收入分配差距卻在城鄉之間、行業之間、羣體之間持續拉大。這表明做大蛋糕並不等於財富會得到合理分配，一味追求做大蛋糕而忽略蛋糕分配只能造成日益失衡的利益格局。

鄭功成認為，要在“十二五”規劃及更長遠的發展規劃中，明確將“分好蛋糕”與“做大蛋糕”擺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將普惠民生作為各級政府的重大職責。尤其重要的是，要改革幹部考核指標體系，增加基尼係數、失業率、居民收入增長等指標，以矯正單純關注經濟增長的“GDP情結”。

其次，要確立具有約束力的基本預期目標。以“十一五”期間為例，我國確立了22個主要定量指標，“GDP”、“人均GDP”等15個指標屬於“超額完成”或“提前完成”；即使是難度最大的節能減排指標，在中央與各級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單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標亦可望在收官之年實現。

鄭功成建議，“十二五”應當借鑑“十一五”規劃的經驗，增列具有約束力的收入分配指標，力爭在“十二五”期間將基尼係數降到0.45以內，2020年降到0.4以內；同時明確勞動報酬佔初次分配比重每年增長幅度不低於1%，2020年恢復到50%以上；此外，還應當確保財政支出中每年用於民生福利部分的增長高於財政收入增長3—5個百分點。

鄭功成表示，無論是初次分配還是再分配改革，均是對現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情況異常複雜，也不可能一帆風順。因此，在確立基本目標的前提下，特別需要上下結合、標本兼治、多管齊下，在深化體制改革、調整宏觀政策、注重初次分配、優先再分配改革等方面同時發力，爭取用10年左右的時間實現國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制度化。

制度性因素要破啥？

深化改革，構建社會公正的基石

“當前，我國行業收入差距主要受產業佈局與行政壟斷的影響，城鄉差距主要受户籍分割的影響，階層或羣體差距主要受勞動就業制度不公平等影響。”鄭功成説，只有繼續深化國企、户籍、就業三大體制改革，才能為構建長久公正的收入分配製度奠定堅實基礎。

鄭功成認為，世界上可能沒有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的行業收入差距是像中國這樣大的，導致這種差距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壟斷。為此，要繼續調整國有企業佈局和結構，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向真正關係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關鍵領域集中，將省以下一切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民營化。此外，還要降低民間資本進入壟斷行業的門檻，提高國有企業税後上繳利潤的比例，對壟斷企業人員的薪酬福利待遇實行規範化管理。

“消除現行户籍上的各種附加權益，實行統一的户籍制度，是縮小城鄉差距和階層差距的根本所在，收入分配改革需要同步推進户籍制度改革。”鄭功成主張，要將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有機結合起來，全國應當加快新建城鎮的步伐，爭取在“十二五”期間城鎮化率不低於55%，2020年不低於60%。

鄭功成説，户籍制度改革的難點在於剝離城鎮户口本上的特定權益，同時解決好農村居民的土地權屬及其流轉問題。今後，只要堅持城鄉統籌發展，構建城鄉一體化的就業與社會保障制度，以及明晰農村居民的土地權屬並允許自由、平等交易，便可以實現城鄉居民在一定區域內的自由遷徙，最終向全國範圍內自由遷徙邁進。

目前，儘管勞動就業體制已由計劃經濟時代的政府包辦轉化到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就業，但鄭功成認為就業體制改革任務遠未完成，“同工不能同酬，同制不能同權”構成了對以農民工為主體的體制外就業者利益的極大損害。不解決這一問題，便不可能真正縮小階層或羣體之間的收入差距。

因此，鄭功成建議儘快啓動第二次勞動就業體制改革，目標是儘快打破用人單位普遍存在的按體制內外對勞動者區別對待的現實格局，必須按照同工同酬同制同權的原則聘用或僱用勞動者，而政府則需要強化勞動監察來確保勞動者的平等就業權及與勞動相關的其他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