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常委會熱議收入分配：非劫富濟貧

新華網北京10月22日電“加強社會建設、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促進就業和構建和諧勞動關係，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係，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不久前閉幕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釋放了收入分配的新信號。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社會財富的蛋糕不斷做大，而分好蛋糕卻更需要智慧和勇氣。在22日此間舉行的全國政協常委會上，體現社會公平的收入分配問題引起熱議，大家紛紛對“十二五”期間調節收入分配獻計獻策。

分配不公、收入差距過大必須有效緩解

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尤其是近10年來，我國居民收入大幅增長，先富羣體快速擴大，為先富幫後富、實現同富裕奠定了基礎。

有專家表示，現在以收入分配中表現的公平正義遇到了嚴峻的挑戰：居民的收入差距、東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和城鄉之間的差距日益增大，反映財富分配狀況的基尼係數超過警戒線

全國政協委員任啓興提出，我們在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分配明顯不公、收入差距急劇擴大的嚴重問題。收入分配不公帶來了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更敲響了社會安定的警鐘。

任啓興認為，調節收入分配是一場利益關係的深刻調整和變革，涉及財政、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衞生體制等多方面，必須統籌各方面的利益訴求，穩步推進，有效解決。

收入分配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任啓興表示，“十二五”期間，必須以攻堅克難的精神多管齊下、多策並舉，形成科學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和規範的收入分配秩序，才能緩解收入差距過大的趨勢。

應重點提高產業工人、農民收入水平

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推動形成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係，加快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大力提高低收入羣體的收入水平。

鄭蘭蓀常委代表民盟中央發言時指出，調節收入分配應當以結構性調整為核心，以構建橄欖型社會為目標，加快實施社會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鄭蘭蓀説，“ 十二五 期間要以提高產業工人、農業從業人員的收入水平為重點，提升國民整體性富裕程度。”“橄欖型”社會的成型，關鍵在於提升社會中絕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主要提高工人、農民的富裕程度。

代表全國工商聯發言的盧志強常委也提出，“十二五”期間要加快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提高中小企業普通職工的收入水平。大量中小企業普通職工的工資一般都在最低工資標準附近徘徊。

盧志強分析了制約中小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的主要原因：一是勞動力市場供大於求。二是中小企業負擔依然較重、工資制度尚不完善。三是經營管理境況不佳，普遍競爭壓力大、抗風險能力弱、生存週期短、利潤空間低。四是工會商會建設滯後。

改革需要魄力。盧志強提出建議，通過完善制度保障提薪，分區域、按行業建立最低工資指導線制度，普遍建立企業工資集體協商機制；通過企業轉型升級帶動提薪；通過擴大就業拉動提薪，降低創業門檻，探索建立創業風險補償機制；通過減税清費支持提薪，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税起徵點，進一步清理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切實減輕中小企業和個體户的負擔。

社會保障是“收入分配的調節器”、“社會發展的穩定器”。“近年來，國家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 十二五 期間還應該着力改善農村民生。”陳錫文委員代表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發言時説，目前，發展農村公共文化、促進農村義務教育、加強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實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等重要制度都已經建設起來，“十二五”期間要在完善體制、提高標準、推動公共資源配置均等化等方面加大力度，逐步實現這些方面的公共服務城鄉一體化。

陳錫文還提出，要加快推進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試點工作，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地擴大覆蓋面，儘快實現廣大農民老有所養的期盼，為逐步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新格局打下基礎。

“調高”不是簡單的“劫富濟貧”

一個國家的發展，公正和效率是永恆的主題。激發社會的創造力，才能提高國家發展的活力。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才能使國家保持和諧穩定的發展。分配公平正是維護社會公正的題中應有之義。

對於收入分配的“高低調節”，任啓興委員認為，對於通過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高收入者，在對其合法收入依法予以保護的同時，必須進行必要的調節。

任啓興表示，“調高”不是簡單的“抽肥補瘦”、“劫富濟貧”，更不是“均貧富”。而是要通過税收等手段，使高收入羣體的一部分財富交給國家，用於二次分配，推進分配公平。

對於調節過高收入，任啓興建議，要加大税收調節力度，完善個人所得税制度，提高個人所得税的起徵點，將高收入者的重要來源 財產轉讓、贈與、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等納入個税徵管對象。對不同地區、不同收入階層個人所得税起徵點的設定應做到區別對待，不能“一刀切”，以降低工薪階層的税收負擔。

同時，任啓興也為調整國家和企業的分配關係開出了“藥方”：要加快壟斷行業改革步伐，進一步打破壟斷，放寬准入領域，引入競爭，減少壟斷對分配格局的扭曲作用。調整國家和企業的分配關係，建立國有資產分紅機制，將超額利潤用之於國、於民，讓國有企業利潤通過適當的方式體現全民共享，不能任其自肥。

任啓興還提出，要從制度上嚴厲打擊和取締非法收入。他説，羣眾對收入差距拉大有意見，並不是對合理、合法的收入有意見，而主要是對通過違規、違法行為獲得鉅額財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強烈不滿，對這些非法收入要堅決打擊。應堵住國企改制、土地出讓、礦產開發等領域的漏洞，深入治理商業賄賂。嚴厲打擊走私販私、偷税漏税、內幕交易、操縱股市、製假售假、騙貸騙匯等經濟犯罪活動，切斷違法違規收入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