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印度智庫曾影響印美簽署民用核能協議

印度現有422個智庫機構，數量僅次於美國；大多數印度智庫關注的是發展問題

近年來，印度智庫發展很快。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佈的全球智庫報告，印度現有422個智庫機構，數量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大多數印度智庫關注的是發展問題，研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只佔智庫總量的15%。為深入瞭解印度智庫運行和影響力情況，《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近日專訪了新德里知名智庫——政策研究中心(CPR)主席普拉塔普·梅塔(PratapBhanuMehta)。

不過分依賴政府等資助方

梅塔曾任美國哈佛大學政府和社會學教授、印度尼赫魯大學哲學和法制教授。他説，相比較而言，美國智庫對政府的影響更大，智庫學者也可到政府中任職，但在印度，很少有學者到政府任職，更多是以參與顧問委員會的形式，向政府建言獻策。因此，印度智庫面臨的挑戰也不一樣。

遇及戰爭和有爭議的重大社會問題時，印度政府會請智庫學者牽頭成立專門的委員會，對相關問題進行評估。在此過程中，印度學者可以獲得政府文件，評估結果分可公佈和不可公佈兩部分。1998年印度核試驗前後，印度政府就請頂尖的國際關係學者組成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定期聽取他們的意見。

儘管印度智庫量不少，但與美國的智庫比起來，印度智庫得到的資金支持量要小得多，智庫規模相對比較小，影響力也有限。CPR就算是印度比較大一些的智庫，有16位常任研究員，30位副研究員，而在美國，這就算規模小的。美國智庫有大量的私人慈善捐款，而印度向智庫捐贈的人很少，這也是CPR規模難以擴大的原因。

梅塔説：“我們的確面臨不小的資源挑戰。政府資助並不多，而且你的資金來源也要能保證你的獨立性。你不想要那些指使你支持某種結論的企業資助，你也不能過分依賴政府，雖然政府沒人正式地跟你講什麼不許説，但是他們會控制資助，智庫會擔心政府對他們的想法如何反應。因此我們也接受政府資助，但不過分依賴。”

梅塔表示，美國智庫往往與政黨聯繫在一起，更以政黨的思想劃分，印度也有些智庫與相關政黨聯繫，但比起美國來，這種聯繫要弱得多。“我們政策研究中心是不傾向於任何政黨的，非政黨化對我們來説也是很重要的。”

靠學術自由吸引人才

梅塔認為，智庫能吸引到人才，有幾方面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學術自由。“對於任何有才能的人，我們的工作就是支持你做得最好的事，所以我們在這家智庫經常會同時存在支持和反對的兩種聲音。”

當然，梅塔説，智庫也要不屈服於其他方面的壓力。“比如，你不能僅僅因為受到公司資助而支持一些結論。我們的很多言論對政府批評很嚴厲，也會面對政府的很大壓力。”

第二個重要的因素，梅塔認為是很多人看重他的同事是誰，是否願意一起工作。

第三個是資金。梅塔説，這並不是個小問題，尤其是在德里。但他強調這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學者往往也有很多選擇。他們不會有非理性的期望值，CPR能提供的薪酬肯定比不過大企業開出的價碼，但也保證學者得到不錯的待遇。

CPR目前提供的起薪，比德里的大學頂尖水平的教授的收入略高一些，即略超過每個月10萬盧比(約合1.5萬人民幣)，大概在11萬到14萬盧比之間。梅塔説，作為學者還可能有稿費和項目經費方面的收入，但前提是這必須是公共研究，所有研究結果必須向公眾公開的，促進公共利益的，不是私人諮詢。

吸引到人才，如何保證智庫高質量的運轉？以CPR為例，梅塔説，這家智庫是由多人組成的理事會管理，理事會成員包括學者、前政府官員、公司及法律方面人士組成。理事會的任務是保證智庫接受的項目符合獨立性等標準，確保每個成員的素養和研究質量。

印度海歸面臨體制挑戰

梅塔提到，印度現在一些出國留學的優秀人才希望回國，因為美國的制度已經很成熟了，不像印度和中國處於變化很快的時期。在美國研究機構工作感受不到成為社會巨大變化的一部分的興奮。

“也許你的意見10次裏9次都沒被接受，只要有一次被接受了，可能產生的影響規模是很大的。中印兩國都有10億以上人口，想想這是數億人正在實踐的社會試驗，你難以預測結果會怎樣，你能感到這帶給你的興奮。這已經形成對優秀人才回國的吸引力。”

梅塔指出，印度的問題是體制的接受度還不夠。雖然學校往往是學者更願意去的地方，但很少出國回來的人才能進入到學校裏，因為學校職位的任免摻雜了更多政治，讓他們不信任。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印度海歸選擇到智庫工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