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家政行業亂象：黑中介氾濫行業標準缺乏

《中國經濟週刊》實習記者 李妍北京報道

北方叫“小保姆”，南方叫“小阿姨”，相關的稱呼還有“保潔”、“月嫂”，有的也叫“小時工”。

她們的工作崗位就在每一位社會成員的面前，牽連着兩個甚至多個家庭，關係着全社會最基本的幸福指數。

但，在此前，她們的個人職業發展上升到國家宏觀戰略時，卻總是被無意識的遺忘。

她們就是家政服務員。

一切正悄然發生變化。

9月1日，國務院頒佈了“家庭服務業新政”，指出家庭服務業“對於增加就業、改善民生、擴大內需、調整產業結構具有重要作用”，提出了“解決就業、發展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新增長點”的期望。

這意味着，在“十二五”期間，家庭服務業將成為解決社會穩定、經濟轉型等國家根本性問題的重要抓手之一。

“刀耕火種的低級形態”——這是一位從業人士對家政行業現狀的評價。公司的管理問題、誠信問題、規範問題……家政服務員的素質問題、培訓問題、權益問題……

諸多問題糾纏在一起，讓家庭服務這個在中國僅僅發展了20年的弱勢行業，長期匍匐在地上。

新政已出，家政行業能否堪重任？錯綜複雜的行業亂象能否依勢得解？

理想與現實的距離，究竟有多遠？

家政業：江湖之亂

在家政公司的接待室裏，梅阿姨和僱主已經鬧做一團。

“你是催乳師嗎？按摩手法根本就不對，都快疼死我了！”僱主很憤怒的質問。

梅阿姨理直氣壯：“乳腺不通本來就會疼，按摩手法都是自己摸索的，又沒有統一標準，根本沒什麼對錯！”

業務經理很老練地邊道歉邊把梅阿姨拉出去，並很快給僱主介紹另一個家政服務員。僱主很不耐煩：“我一個月換仨了，每個都跟你們説的不一樣！”

“她家孩子每天晚上鬧，我一天睡不到五個小時，白天也不讓休息，誰受的了？那個新介紹的也是剛被客户退回來的，公司就這樣，説了大話就不停的換，湊夠服務時間就行了。”梅阿姨嘀咕着。

就這樣，她“失業”了。業務經理扣了她100元“介紹費”，梅阿姨工作了7天拿到了600元。

當天下午，梅阿姨就找到了一家更小的家政公司。

“家政公司大小無所謂，反正都是介紹完了活就不管事兒了。”梅阿姨在面試時多報了幾年工作經驗，還把自己大大的吹噓了一番，就被評為“高級月嫂”，拿上了月薪4000元的工資。

梅阿姨很得意。“這就是小公司的好處，‘級別’評的高啊！”

她相當明白，家政公司評定級別並沒有嚴格的標準，都是自個兒説了算，所以連“黃疸”都不懂的“月嫂”也敢説自己幹了四五年。家政公司也知道她們撒謊，但是不會戳破，還會添油加醋的把她們介紹出去，因為級別越高，家政公司的介紹費也會越多。

“大家都是坐在一條船上的，心裏都明鏡似的，出了事兒再説唄。”梅阿姨用“圈裏人”的口吻敍述，曾有同在一個小區的一幫小月嫂，為了偷懶集體給要看護的孩子喂安眠藥。被發現之後，保姆就跑了，公司搬了家繼續幹。

當晚，梅阿姨就住在了公司的辦公室裏——這間不足50平米的地方要睡17個人。梅阿姨迅速鋪下被褥，因為“下手晚的就要坐着睡了”。

第二天，梅阿姨決定先幫公司發廣告，就在附近的小區和醫院，發完500張30塊錢，“家政公司都是成天發廣告，這活兒我熟。”下午，梅阿姨終於等到了新僱主。

一到僱主家，梅阿姨就拿到了500塊錢，因為僱主希望梅阿姨連續幹一個月，中間就別休息了。

晚上，梅阿姨接到了兩個電話，一個是同鄉打來的，説得了心肌梗塞正在醫院，希望梅阿姨給借點錢。

梅阿姨很難過：“我們一怕碰壞東西賠錢，二怕生病，誰生的起病啊！”家政服務員都是沒有社保的，她們在家政公司和僱主之間流動，自己的生活自己負責。

第二個電話是家裏打來的，説梅阿姨的弟媳婦小劉明天到北京，也想當保姆。

第三天，梅阿姨趁着買菜的功夫接了小劉，帶小劉認識了老馬。老馬是專門在保姆中間賣證書的，交了照片和500塊錢，老馬就可以給小劉做5個證書，其中兩個是有編號能上網查的——因為網站也是老馬他們做的。

然後，梅阿姨教了小劉怎麼到家政公司找工作。當晚，小劉就以“中級月嫂”的身份睡在了梅阿姨原來的位置。

第四天，業務經理叫小劉參加“集訓”，小劉一邊跟着一個有經驗的月嫂在裏間學習，一邊要時常出來參加客户的面試。小劉很幸運，傍晚，她就定下了僱主。當然，這位僱主以為自己找到了一位經驗豐富的月嫂。業務經理説：“公司兩頭收介紹費也就不到200元，哪兒能管得了那麼多。”

梅阿姨已經做了8年保姆，換過幾十家公司，服務過的僱主不計其數。她曾因為碰着了孩子被僱主打過，也因為摔壞了東西從僱主家跑過。她“騙”過很多家政公司，也被家政公司扣下了不少血汗錢。她一直都無依無靠，生了病就自己扛過去，沒活幹就住在各種地方。

她説，這行很辛苦，但還要再幹幾年，“給自己掙個養老錢”。

“草莽”中的服務員

梅阿姨的故事並非個例，而是家政行業的一個縮影。

中國的家政行業發展史並不長。上世紀90年代，一批下崗女工聯合社會閒散人員創業做家政，這就是現今這個“朝陽產業”的起步姿態。

2000年，眾多大學生開始進入家政行業，“連鎖”、“加盟”等概念得以應用，一些家政公司逐漸鋪開了攤子。

可是，好景不長。

“只要繳納3萬元就可以辦公司！”2006年，新修訂的《公司法》正式實施，註冊資金門檻的驟降使本來技術含量就不高的家政行業迎來了一次泥沙俱下的創業熱潮。

一間房、一張桌子、兩個人、一部電話，這幾乎是所有家政公司的原型。很多“見了人就騙、賺了錢就幹、出了事就跑”的“黑中介”在此時氾濫，家政行業的風氣陡然下滑。

據記者瞭解，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2977家家政公司，註冊資金過10萬的不到10家。

雖然已經有個別家政公司經過多年發展，鋪設了上百家分店，但是運作模式仍然是“中介式服務”，利潤來源或自收取介紹費，或自與家政服務員報酬分成。

這樣的低級盈利模式讓家政行業毫無“商業機密”可言，就連宣傳方式都如出一轍：網站宣傳、在醫院發傳單、在住宅區貼廣告……

而且，由於經營管理跟不上，連鎖店還面臨着“連不上、鎖不住”的尷尬。一位業內資深人士對此評價，家政公司分為兩種：“大作坊”和“小作坊”。

誰在亂？亂了誰？

除了“出身”的歷史問題，導致家政市場雜亂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行業標準的缺乏。

就梅阿姨與僱主之間因“按摩手法”發生的糾紛，北京愛儂家政總經理穆麗傑評論説：“家政行業沒有統一的標準，公司、客户、家政服務員的理解不一樣，當發生爭議時會造成各説各的理，小事變大事。”

真的沒有標準嗎？

多年從事家政企業管理和法律研究的龐大春律師介紹説，早在2000年，家政服務員就被納入了國家職業標準，北京市也制定了《北京家政服務通用要求》等地方標準。

但是，由於家庭服務業涉及近20個種類，200多個服務項目，這種概貌式的標準很難面面俱到。用中國家庭服務業協會執行會長張建紀的話來説就是：“北方和南方有差異，漢族和少數民族有差異，富裕家庭和一般家庭有差異……一樣的標準能行嗎？”

家政行業的“亂”體現在公司上，根源卻是家政服務員。

一些勞務輸出大省的人保部門為了謀求政績，強行攤派輸出任務，甚至有些勞務輸出公司已經發展成“勞力販子”，“鼓勵”勞動力在輸出、輸入地之間流竄，賺多次“人頭費”。很多並不具備從業素質的勞動力被強行拉到家政服務員隊伍中。

如果在此時培訓能跟得上，或許可以扭轉局面。但現實是，培訓成為了家政業最大的短板。

“集訓”是最常見的培訓形式，公司在“新人”上崗前，派出有經驗的員工以極短的時間開展“突擊訓練”，“新人”還沒有搞清楚狀況就已經開始工作，出現問題在所難免。

第二種培訓形式是公司把家政服務員送到國家指定的免費培訓學校學習，這種“看上去很美”的方式卻並不收歡迎，原因是絕大部分家政公司認為培訓學校重理論、輕實踐，不符合工作需要。

第三種形式是為數不多的技校開設的家政培訓班。“裏面主要教插花、營養、心理輔導什麼的。”某家政公司經理認為，學校課程設置與他們的需求“不對口”。

此外，各類“證書”滿天飛也加劇了家政服務員隊伍的混亂，不僅僱主們無法辨認證書的真偽，家政公司對證書的“含金量”也是一無所知。

那種“能在網上查到的證”很吃香，儘管其同樣毫無權威性可言，但很多家政公司都將其作為“權威、可信”的代表。這迫使一些希望正規經營的家政公司只能尋覓其他出路——如內部培訓，來解決用人考核問題。當然，這種無奈也只能保證公司清楚僱員底細，但僱主依然無從辨別。

混亂，並沒有使家政服務員從中獲益。張建紀説：“家政服務員成了‘四不管’——城市不管、農村不管、公司不管、僱主不管。”

家政服務員大多沒有社保，沒有法定休假，沒有加班工資，這是為什麼呢？“根源在於法律盲點。”龐大春律師介紹説，中介式家政公司的勞動關係發生在僱主和家政服務員之間，新《勞動合同法》中規定其適用範圍是“單位用工”，而沒有任何法律認為僱主可以作為“用工單位”，因此，家政服務員不受法律保護。

如此龐大的家政服務員隊伍竟然無權可享，無處可訴。而且，這一“常態”已經存在了十幾年。

家庭服務為何成為國務院常務會議題？

9月1日，温家寶總理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推動家庭服務業發展的五項政策措施。

隨即，全國就掀起了一股大力扶持家庭服務業發展的熱潮。國家即將出台財政支持、税收優惠政策的消息不絕於耳，地方政府也迫不及待地作出了先行性實驗，為企業搭台爭取外資投入、開辦免費培訓學校、砸下重金扶持本地連鎖家政企業……

似乎可以套用語式地説：“新政”是一記響徹全國的春雷，家庭服務業從此成為寵兒，蓬勃之勢不可阻擋。

家庭服務業為何突然受到中央重視？是思慮已久還是突如其來？“新政”將為家庭服務業帶來什麼？“新政”之後，家庭服務業能否改換門庭，真正擔負起“增加就業、改善民生、擴大內需、調整產業結構”的重任？

誰能解決兩千萬農民工的就業？

“新政”來源於一場曾經轟動一時的農民工返鄉大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波及中國，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東部地區遭受了數萬家工廠倒閉裁員的“大蕭條”，大批農民工面臨失業困境被迫返鄉。

隨後，農村收入下降，治安管理混亂等“後遺症”逐漸突顯。

“2008年底，國務院領導找了我們七個經濟學家探討如何應對兩千萬農民工返鄉問題。”一位參會的經濟學家告訴記者。“會議氣氛凝重，因為這實在是個大難題。在大家提出的意見中，最大的亮點就是經濟學家湯敏提出的大力發展家庭服務業以擴大就業的建議。”

這個建議來源於湯敏的“六年試驗”。早在2002年，他就攜手另一位經濟學家茅於軾共同創建了非營利性質的富平家政服務中心，他們多與政府扶貧項目合作，希望找尋到一條解決城鄉弱勢羣體就業問題的成功之路。

湯敏認為，家庭服務業需求大、缺口多、門檻低，可以在短時間內輸出大批農村剩餘勞動力，解決國家的燃眉之急。長遠來看，家庭服務業作為第三產業具有高附加值、高利潤空間的特點，如果發展得好，效益相當可觀。

這一建議當即就得到了國務院領導的首肯，並要求他拿出詳細建議書。

2009年2月，湯敏在綜合多位專家的意見之後遞交了建議報告，內容主要論及家庭服務業市場容量巨大，能夠解決800萬～1000萬人的就業安置問題，家庭服務業能夠形成僅次於“建築大軍”的“家政大軍”。

不到一週時間，商務部就接到了牽頭做調研的通知。“進行速度之快確實出人意料。”一位參與報告撰稿的專家感嘆道。

同年6月，國務院總理温家寶“現身”濟南陽光大姐家政服務公司，家庭服務業受到中央關注的消息開始浮出水面。7月，中央財政撥出專款免費培訓20萬農民工投身家庭服務業，業內人士稱，他們聽到了“春天”的腳步聲。

自此，從中央到地方，關於家庭服務業的調查研究和政策支持開始不斷加強，鼓勵就業、加強培訓、完善社保等舉措開始在全國實施。

“在‘新政’以前，中央是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深思熟慮和實踐嘗試的。”國家人保部一位負責人説：“‘新政’來之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