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情專家談政改：民主化之前應先建好制度

鄭永年

編者按：

近一段時期以來，國家領導人密集論述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表明推動政改的立場。剛剛結束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

這意味着改革行至關口。由於在社會政策和體制層面缺乏有力跟進，中國改革已有陷入停滯之憂，並因此累積了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要破解這一局面，化解社會普遍的戾氣，改革必須“深耕”。在既有改革經驗中，將改革自身導向深入的路線圖實際上是存在的，今天有必要重新省視。本刊就此專訪中國國情長期的觀察者、分析者鄭永年教授。

社會改革是還債，也是對新自由主義禍害社會的清算，醫療和教育成為暴富的領域，在世界歷史上很少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記者(以下簡稱“記”)：根據你的判斷，社會改革是當前中國主體性的改革。這一點應當怎樣理解，不同階段不同的主體性改革是否構成了中國改革的某種路線圖？

鄭永年(以下簡稱“鄭”)：梳理中國改革的邏輯，當然要從鄧小平開始。我覺得鄧小平真正把中國改革思路想清楚的，還是他的南巡談話。南巡提出的改革思路，不僅總結了中國自身80年代的經驗，還總結了蘇聯、東歐的經驗。東歐的改革是一步到位，所謂“Big Bang”(大爆炸)，這種經濟和政治改革一起來的方式馬上導致了諸多問題。而鄧小平的思路非常明確，中國的改革是先經濟改革，再社會改革，再政治改革，分三步走。

鄧小平説過，中國到下世紀(現在看就是本世紀了)中期要實現民主。在這之前，中國要走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理解，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經濟改革的內容，共同富裕就是社會改革的內容。在這些基礎上，本世紀中期實現民主，那就是走政治改革的道路。

中國改革的每一個階段，只有一種主體性改革，其他改革是輔助性的改革。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主體性的是經濟改革，政治改革也有，是輔助性的，社會改革也有，也是輔助性的。這個過程非常好解釋。在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改革過程中，民營企業長大了，就出現私有產權的問題。所以開始修改憲法，承認多種所有制，承認私有產權，到2007年出台了《物權法》。政治上的調整主要是允許民營企業家入黨。這個是了不起的變化，使得共產黨從以往的革命黨開始轉向執政黨。革命黨依賴的是工人、農民，不是一個包容性的政黨，是階級性的政黨；現在開始向各個社會階層開放，所有優秀人士都可以加入共產黨，這是一種開放性的政黨。我覺得，未來的歷史看今天，這是共產黨內部一個大的轉型，即向執政黨轉型的開始。所以總的來説，90年代接受了80年代的教訓，政治改革配合經濟改革，配合得很好。

經過90年代的改革，經濟上基本的市場制度確立起來了。比如説1994年的税收制度、1998年的中央銀行制度、加入WTO等等，中國市場經濟基本雛形已經建立。也就是説，經濟改革作為主體性改革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了。所以很自然的，本世紀初以來就開始進行社會改革，社會改革就變得非常重要。

記：這項改革對於當下中國的意義，願聞其詳。

鄭：社會改革有三個功能。第一個功能就是要還債。前面主體性的是經濟改革，產生了很多的問題，比如説國有企業體制變化，從大鍋飯到流動性勞動力市場，從前依附於國有制企業上的社會保障、醫療衞生和住房制度已經不能適應新的條件，而經濟改革本身又沒能確立這些方面的社會制度。社會公平因此受到很大的損害。還有對環境的破壞……這些都需要還債。第二，要通過社會改革來深化經濟改革，説得更學術一點，通過社會改革找到新的經濟增長的根源。經濟怎麼增長？現在提出來要建立消費社會。實際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後就提出了，但那個時候只是政策意向，還沒有國際條件。因為那時只是亞洲金融危機，西方沒有金融危機，還沒有產生足夠的壓力，使中國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向內需型經濟。這幾年不一樣了，中國和美國、中國和歐洲的貿易糾紛越來越多，一直積累到2008開始的世界金融危機，出現了世界性結構失衡的問題。各國都要對自身的經濟結構進行調整來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對於中國來説，調整就是要把出口導向的經濟轉向內需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