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談北京的善治前景：目前社會組織行政化嚴重

北京的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實踐顯示，目前社會組織行政化色彩濃重，建設“有限政府”需要先易後難，循序漸進

北京市委社會工委書記、市社會建設辦公室主任宋貴倫近來精神狀態不錯，比數月前第一次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多了些爽朗的笑容。

剛剛過去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強調，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加快推進社會體制改革，使上層建築更加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變化。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持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也強調，要深刻認識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着眼於最大限度激發社會創造活力。

宋貴倫憑直覺感到，中央的要求為今後社會建設改革預留了很大的空間，“如何利用好這個空間就要看各級官員的膽識和智慧了”。

在十七屆五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撰文説，“十二五”期間，中國政府將會實現善政、趨向善治。其中“善治”意指良好的治理，是政府與公民對社會的合作管理，而這些要依賴於社會組織。

行政化嚴重

從2007年底成立社工委至今，北京市社會建設改革已經悄然進入第三個年頭。

作為首都、國際化的大城市，北京市社會組織眾多，意味着社會組織建設要面對複雜而艱鉅的任務。

舊體制已很難適應新形勢的要求，而新的社會管理體制尚未建立。宋貴倫之前任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社科聯黨組書記，對社會組織建設並無深入認識。因此上任之初，宋貴倫立即感受到社會組織管理和服務亟待體制改革所帶來的壓力。

2007年底社工委成立之初只有二十幾個人，幾間辦公室，現在已經發展到70多人。隊伍的壯大，也意味着任務越來越重。

“政、社分開，社會組織去行政化是改革的突破口。”經歷了3年磨練的宋貴倫一針見血地指出，社會的重建必須觸及體制核心，否則改革只是走過場而已。

去年，“北京市社會組織培育和管理課題組”負責人、北京行政學院社會學教研部教授尹志剛對北京市西城區社會組織的調查發現，社會組織行政化很嚴重。

調研結果顯示：社團(共青團、婦聯、工會以及文聯等)和“民間非政府組織”正職的社會身份有較大差異。正職身份是處級以上幹部的比例，社團(61.7%)遠遠高於“民非”(26.3%)。這就意味着社團的資源獲得主要依賴領導幹部的行政身份及其帶來的社會資本。

尹志剛認為，這種現象反映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後。在黨政機構領導人的終身制未被根本破除的制度背景下，離退休後，這一特殊羣體中的部分成員繼續通過把持社會組織的領導地位，佔有和享用主要由政府提供的資源。

“更為嚴重的是，或是由於安置這些人的需要，或是由於這些人的自我設計，導致某些社會組織因人設事，沒有什麼社會公益價值可言，也沒有任何公益服務可為。”尹志剛對此表示擔憂。

同樣，“北京市社會組織培育和管理課題組”調查訪問時，北京市西城區一些社會團體負責人也表達了類似的擔憂。

西城區圖書館管理協會會長郭斌以評估為例表示，現在評估是由政府來做，但實際上應交給第三方。“也正是因為政府包攬一切，所以任何問題人們都來問責政府，這也是政府做了很多事情卻得不到老百姓認可的原因。例如中國人愛在陽台上曬被子，在美國這是影響社區美觀的行為，社區組織會出面告知當事人到指定地點曬被子，而不是政府發出通告”。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協會負責人透露，行政主管部門不但涉嫌權力越位，而且還當起了協會資金的管家，“一些協會主體不被認可，政府不直接撥款給協會，而是撥給主管單位”。

“只聽樓梯響 不見人下來。”西城區醫學會會長程湘梅説，她感覺改革聲響較大的政府職能並未被壓縮。以“家庭護理員”培訓為例，是以政府層層下達任務的方式進行的，北京市衞生局交給西城區衞生局來展開培訓，一年下來，只培訓1000多人，但患慢性病的患者有幾十萬，根本不夠用。

上任之初宋貴倫即意識到，去行政化實現社會組織自治才能達到善治，否則早晚會出問題。

但現實困境擺在宋貴倫面前。按照國家現行有關法規規定和政策要求，社會組織實行業務主管單位和社團登記管理機關“雙重”管理體制，既要在民政部門進行登記，又要有業務主管部門。

據統計，北京有社會組織2.8萬家，其業務主管單位共計134家，幾乎所有的行政部門下面都有一個或者幾個社會組織。

“134家行政部門管理2.8萬家社會組織，管理自然很分散。由於社會組織長期依附於行政部門，它們也缺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競爭與鍛鍊，因而往往能力較差。”宋貴倫説。

在社工委成立以後，2.8萬家社會組織該如何改革發展成了重要問題。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要求，宋貴倫帶領其團隊深入調研，探索破解之道。

經過多次論證後，宋貴倫得出結論，社會組織的改革既不能冒進，也不能停滯不前，“改革還要觸及核心地帶，否則只能是形式主義”。

“社會結構嚴重滯後於經濟結構，社會組織改革應該首先向行政化開刀。”宋貴倫認為，從管理體制改革方向來看，應該是實現政、社分開，管辦分離。“政府抓管理、定政策、搞監督，行政部門原則上不再直接做業務主管單位，而是進行行業管理，實現人、財、物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