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追問漸浮出水面 分析稱社會主義是底色

中國模式的社會屬性與內涵

隨着中國模式研究的深入，是否應該對中國模式作社會屬性的追問逐漸浮出水面。換言之，中國模式是不是一個與社會屬性相聯繫的概念，成為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在這個問題上，至少需要面對以下幾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中國模式與社會屬性兩者之間的聯繫並不存在，將兩者聯繫在一起不僅沒有必要，也毫無意義，中國模式就是中國模式。另一種將中國模式視為西方同道，認為標出“社會主義”實際上只是一個形式。與前者相比，後者並不迴避有關社會屬性的話題。與之相關的是，一些觀點表現為對中國模式社會屬性問題的主動迴避和有意排斥。例如，西方一些人不願意使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概念，認為它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國內也有人極而言之地認為，中國模式這一概念的提出，標誌着“‘意識形態化’的復興”。

中國模式是不是應該與社會屬性聯繫起來考察，究竟應該作哪一種社會屬性的判定，是關於中國模式研究所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美國學者阿里夫·德里克認為：“北京共識”或者中國模式中最重要的內容，不是中國文化的副產品而應該是社會主義的遺產，中國國內或國際上有人試圖消滅這一遺產。“北京共識”或中國發展模式都能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那裏找到其淵源。有學者指出，現代化模式的多樣性與歷史和國情固然不可分，並不可避免地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但這些因素與社會屬性的因素相比不具有根本性意義，因為正是社會屬性的因素徹底改變了現代化道路的基本形態。有學者認為，基於應然的角度，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與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本質區別，核心在於社會主義現代化並不在於是不是注重發展生產力，而在於是不是以犧牲人本身的發展為代價來發展生產。有學者由此提出中國模式所藴涵的雙重超越的問題，即改革開放的首要目的在於擺脱蘇聯模式的影響，探尋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模式。但是，這一探索的前提是中國已經摒棄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道路選擇。換言之，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才是中國模式的底色。

在關於中國模式內涵的研究方面，有兩個現象需要加以認真分析。一是大多數學者尤其是西方學者往往都會主動迴避中國的政治模式，僅僅把中國模式侷限於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功。換言之，在他們的視野中，中國模式的內涵只反映在經濟領域。有學者針對性地指出，如果不討論中國的政治模式，就很難理解中國的經濟模式，因為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經濟模式正是中國的政治模式促成的。許多學者強調，中國模式是一個統稱的、綜合的、全面的、整體的概念。有學者就指出，如果把中國模式比作一輛汽車的話，時代特徵與發展階段就是它的定位系統，“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就是它的控制系統和動力系統，四位一體格局及其外延部分就是它的底盤和框架，黨的領導就是它的操作中樞。二是還有一些學者往往只注重從改革的策略和方法的維度思考和歸納中國模式，認為中國模式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在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係方面，中國找到了平衡點；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指導方針非常務實，即集中精力滿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貧困，並在這個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不斷地試驗、不斷地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不斷地進行大膽而又謹慎的制度創新；拒絕“休克療法”，推行漸進改革。確立了比較正確的優先順序。這些概括雖然非常精準，但是策略和方法只是中國模式最外顯的特徵，如果僅僅從這一維度出發，很難獲得關於中國模式的深層認識。

中國模式是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實際出發，用鄧小平的話説就是“主要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自己的條件”，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成果。從整體上準確把握中國模式的科學內涵，需要從以下三個層次展開。第一個層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理念。有學者指出，中國在探索自己發展道路過程中所形成的價值理念，是中國模式在西方國家的影響之所以擴大的主要原因。第二個層次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制度和體制。我們注意到，許多學者在從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方面解讀中國模式時都有意識地將制度和體制性內容納入了分析框架。比如，有學者就認為，中國堅持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制度。如果不理解這一點，就談不上“中國模式”。第三個層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綱領和改革發展的戰略策略。關於改革的方法和經驗層面的總結和概括，就屬於這個層次的內容。應該看到，中國模式三個層次的內容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我們需要在整體性的視野中認識和把握中國模式的科學內涵，而不能作割裂或分立式的理解。不難看出，即使停留在改革經驗這個層面上來認識中國模式的內涵，也不排斥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作用，而且以之為基礎。(吳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