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 中國面臨新的權責匹配
隨着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這兩大全球最重要國際金融機構份額的提升。中國的話語權似乎更為強大，但在全球經濟舞台上，中國作為後來者如何爭取利益履行責任則是需要時間來摸索的一個課題
11月5日，被稱為“富人俱樂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卡恩在美國華盛頓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IMF執行董事會當天通過了份額改革方案。份額改革完成後，中國的份額將從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權也將從目前的3.65%升至6.07%，超越德國、法國和英國，位列美國和日本之後，得到在這一國際組織中的更大話語權。
就在半年多前，在世界銀行投票權改革中，中國投票權也得到顯著提升，由第六位躍升為第三位，僅次於美國和日本。
提高份額
在過去的60年中，西方7國集團的份額佔比一直在45%以上，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份額只佔36%；基金組織高層管理人員中，只有一位副總裁來自發展中國家。
IMF的投票權一直主要掌握在美國、歐盟和日本手中，中國的份額甚至不如比利時與荷蘭的總和。美國是IMF的最大股東，具有17.4%的份額，中國僅佔2.98%，這顯然不能符合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扮演角色日益重要的趨勢。IMF這種以經濟實力劃分成員國發言權和表決權的做法與傳統國際法的基本原則顯然是背離的，引起了不少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不滿。
卡恩在5日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説，IMF此輪份額改革完成後，將向新興經濟體轉移超過6%的份額，從而更好地體現該組織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美國、日本、金磚四國(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和4個歐洲國家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將成為進入IMF份額前十位之列的經濟體。
成員國的份額決定了其向IMF出資的最高限額和投票權，並關係到其可從IMF獲得貸款的限額。
這是IMF成立65年來最重要的治理改革方案，也是針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最大的份額轉移方案。歐洲國家將在IMF執行董事會讓出兩個席位，以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執行董事會的代表性。反映了基金組織對其在全球經濟中日益上升的地位和世界經濟新版圖的認可。
IMF是一直是被批評的焦點。批評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現有的國際經濟治理結構和制度實際上是根據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的經驗建立的，因此無法適應新的形勢，作出更合理的反應；第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國際官僚，其行為缺乏民主和監督，很容易成為暗箱操作；第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國際資本利益的代表，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工具。學者薩克斯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權力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它是美國財政部干預發展中國家的工具。
這次改革新方案的另外一個重要目的是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籌集更多資金。由於國際貨幣資金的投票權與一國在組織投入的資金掛鈎，因此大幅提升發展中新興經濟體話語權的同時也意味着這些國家將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更多資金。路透社的報道中説，這次改革有望使IMF獲得1萬億美元新增資金投入。
發展中國家：風險與機遇
在一些中等收入的國家遭遇各種各樣的金融危機時，IMF的處理方式遭到了嚴厲批評，這些國家包括墨西哥(1965)、俄羅斯(1998)、巴西(1998)、土耳其(1998)和阿根廷(2001)。
在發展中國家中，到目前為止，有兩個國家有效地避開了金融危機的攻擊。它們分別是智利和中國。二者在避開衝擊的手段上非常不同。智利政府實際上採取的是“託賓税”來管制短期資本流動，而中國則由於沒有開放金融市場，實行貨幣可兑換，所以限制了短期資本的進入。
英刊曾發文表示：儘管歷史經驗顯示，沒有哪個國家能靠出口價值較低的農產品而走向富裕，但事實卻是，世界銀行和IMF鼓勵或迫使窮國，尤其是非洲窮國走這一條路，這已經造成了災難性後果。
對於發展中國家，如何協調好制度建設與快速加入經濟全球全球化進程之間的關係是一個長期艱鉅的任務，不僅需要這些國家的自身努力，也需要建立更合理的全球經濟秩序，為它們提供有利的國際環境。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沒有一個國家有獨善其身的可能，即使是最強大的國家，因此更需要探索新的全球經濟的保護機制。
對於IMF借經濟援助推銷意識形態的做法，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茲則表示出極大的憤慨。他認為，盲目的引進外資，只會摧毀本國的相關行業，抑制了經濟生長的內在力量。在改革和轉型的問題上，IMF一味追求速度，不考慮先後次序，結果導致了許多發展中國家深刻的政治和社會問題。
斯蒂格利茲指出，到目前為止全球化的努力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實惠，但是並沒有真正成功的消除貧困，也沒有能夠保證穩定，世界銀行、IMF、國際貿易組織對此應付主要責任。根據1944年佈雷頓森林會議的凱恩斯主義精神，世界銀行負責全球發展，IMF負責維持各國的宏觀經濟穩定。不幸的是，這兩個組織都被西方七國集團的財長以及他們背後的商業和金融利益所左右，並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使命。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日本計劃研究員大衞·弗裏特曼一份研究資料中顯示，在1965至1995年期間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的137個國家中，有81個是年復一年對基金組織的依賴增加了，而不是減少。在同一期間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貸的89個發展較落後的國家當中，48個的情況沒有好轉，而32個其實是變得比基金組織干預之前還要貧困。
即使經過此輪前所未有的改革，美國現仍持有17.67%投票權。IMF官員説，美國將繼續擁有在IMF重大決策上的否決權，因為重大決策通過需要至少85%支持率。
全球經濟話語權提升
最近一段時間，在一些熱點國際議題上，中國的姿態都頗引人注目。
比如，在首爾G20峯會上，貨幣體系改革的問題成為重頭戲。中國與德國、巴西、南非等國家的政府官員共同批評美聯儲開動印鈔機貶值美元，推升大宗商品價格，驅動熱錢流入新興市場。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誰也再無法忽視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中國在世界銀行以及IMF等國際經濟組織中地位的大幅提升，説明了中國的發展得到世界的廣泛認可，中國也必將在世界經濟中發揮更重要的影響力。
不過，投票權的增加，除了未來可以盡力爭取自身利益外，也意味着相應的責任。專家分析説，中國投票權的增加是與繳納的份額一致的，同時也有義務在國際金融組織需要時提供更多資金援助。
對於提高的投票權與相應承擔的責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説，從中國角度來講，責任早已存在。早在2009年二十國集團倫敦峯會上，各國都表示要作出貢獻，使IMF有更大金融資源來支持受衝擊的國家。中國承諾向IMF增資500億美元，這説明“中國實際上已經不僅僅在考慮自己的利益，也在考慮全球經濟合作”。對於個別有困難的國家，中國也儘可能地提供支持和幫助。
在去年4月的倫敦G20峯會前夕，周小川曾通過署名文章的方式提出了類似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作用的建議，並獲得了包括IMF在內的各方廣泛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