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稱我國勞動力市場走過拐點進入短缺

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1月30日言論版文章：中國勞動力過剩的終結，意味着更高的生產力應該為農民工帶來更好的制度性服務。

中國勞動力短缺和勞動力成本上升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鋭，造成勞資雙方的敵意也與日俱增。通過建立集體協商機制也只是緩解矛盾的權益之計，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在於建立一套成熟的勞動力市場制度。

中國勞動力成本上漲無法避免，原因在於供求關係，而非血汗工廠中工人意識的覺醒。中國曾經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但目前中國已到達劉易斯拐點，勞動力優勢隨之消失，同時出現的還有工資、消費的上升和通脹的加劇。

中國從計劃經濟時代繼承而來的雙軌僱傭制度，即城鄉雙軌，一度使得中國城市與農村勞動力超量供應。然而，社會經濟的巨大變革致使中國人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流動。上世紀90年代起，農村剩餘勞動力開始大規模地向城市遷徙。

中國急速的城市化進程吸收了近1.45億農民工，並且大力推動了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和用人制度的改革。然而隨着中國到達劉易斯拐點、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數減少的情況之下，中國的人力資源也在進一步重新調整。

勞動力供給轉折點的出現是造成勞動衝突的主要原因。

與早期流向城市的農民工不同，現在許多農民工能夠找到一份安穩的固定工作。在城市工作生活數十年後，農民工開始要求享受同城市居民一樣的權利。

正是以上原因，致使我們無法僅通過提供更多工作崗位來有效緩解勞動衝突。保障農民工的醫療、教育以及養老金比鼓勵集體協商制度更為可取，因為協商無法改變當前勞動力短缺的基本事實。

只要劉易斯拐點帶來勞動力短缺進而造成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情況一直存在，這股趨勢就會持續下去，並且不會削弱中國經濟的實力。日本在1960年左右經歷劉易斯拐點的時情況就印證了這一點。

產業轉型必然要求勞動效率的提高，因此勞動成本的上升不會令中國在全球經濟中喪失相對優勢。

而相應的，我們的用人單位也應該重視向高素質的勞動力提供良好的薪酬待遇。

2004年後，中國拖欠工資的情況大幅減少。而在此之後，農民工採取了更加主動的方式，通過罷工和協商要求提高工資水平。

2004年之前，中國的勞動力超量供應，農民工社會地位極低，不得不忍受極差的待遇，還面臨着隨時被解僱的風險。中國到達劉易斯拐點後，勞動力供應變得更具彈性，也就是説，農民工有了向僱主説“不”的權利。

一些企業對於新勞動力市場表現出較差的適應性表明，這些企業無法應對勞工問題。用人單位應增強自身對勞動力市場和勞動人員的理解，和政府一道推動更加成熟的中國勞動力市場制度的形成。

2000年到2007年，中國製造業勞動力成本以平均每年9.8%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邊際勞動生產率和平均勞動產率分別增長20.4%和22.8%。

不斷完善的勞動力市場機制表明，生產力的提高必然伴隨着勞動報酬的提高。對所有新興經濟體的用人單位而言，這是一次不可避免的“成長的陣痛”。日本和韓國分別在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經歷過這樣的過程。

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到達劉易斯拐點後，便通過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和逐步提高消費水平來改善收入分配。而韓國在上世紀70年代到達劉易斯拐點後依然對其工會保持嚴格管控。結果，韓國花費了17年的時間，消耗了大量政治和社會成本，才從錯誤中取得經驗，開始向勞動者提供其應得的報酬。

只有利益相關各關方都同意勞動者的工資應占據國民財富初次分配的較大份額，我們才能建立集體協商制度，才能發揮工會的作用。這是消除收入差距、改善企業效益和培養勞動者良好心態的正確順序。對所有人來説，這是一種雙贏的局面，而不是“你贏我輸”或“你輸我贏” 的“零和遊戲”。

歷史表明，現在是中國政府奠定合理勞動力市場基礎的黃金時期。這樣做不僅可以幫助中國進行產業升級，還可以有效地釋放社會壓力。（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蔡昉 編譯 趙欣瑩 編輯 潘忠明）

責任編輯：李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