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鄉村教師盼望早日離崗 稱到村中教書如充軍

11月19日上午，湖南省張家界市永定區三家館鄉三家館小學一名受傷的學生趴在教學樓上看同學做早操。這棟教學樓是1992年修建的，近20年來少有維修，顯得十分破舊。本報記者 謝洋攝

[調到村裏教書就像去“充軍”](https://>點擊查看更多新聞圖片本報記者 謝洋攝“我小時候玩過家家，總想着將來有一天能當老師。可現在我教書13年，做了11年班主任，唯一的想法就是能早日離開這個崗位。”前不久，記者在南寧市的一個鄉鎮採訪時，當地中心校的語文老師黃淑娟談起她目前的心境，微微嘆了口氣。和黃老師一同進學校的那批老師中，有些人確實已經轉行了。有的跟朋友去外地做生意，有的考上了公務員。從熱愛教育到逃離教育，一些鄉村教師做出這樣的選擇其實也很無奈。<em data-scene=)

在農村中小學採訪時，記者經常看到這樣的情形：牆體斑駁的平房裏，狹小的教師宿舍一間挨着一間，走進去，屋內剛好夠擺下一張牀、一個衣櫃和一張書桌，如果要上廁所，得走上幾十米，直通化糞池的蹲坑臭味撲鼻不説，廁所還四面透風、屋頂漏雨。由於宿舍少，一些分不到宿舍的老師要麼住在教室隔開的小房間裏，要麼出去租房子住。

黃老師還記得她剛剛工作時，在一所村校生活的情形：“像我這麼小的個子，每天要挑水回來煮飯吃，一到晚上四處漆黑一片，哪裏也去不了，這樣的生活換成你會願意去嗎？”現如今，黃老師已經調到了鎮上，讓她覺得頗為諷刺的是，她的現任校長經常會在安排輪教時把那些“不聽話”的老師調到村校去教書，以示懲罰，因為在老師們看來“調到村裏去，就像去‘充軍’”。

事實上，生活條件差，待遇不高是鄉村學校多年來一直存在的問題，但近些年，隨着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村校在當地的破敗更為突出。

在廣西和湖南等地的農村走訪時，記者看到農民自家蓋起兩三層的小樓已是很普遍的情況，在這些貼着瓷磚的嶄新小樓的映襯下，一些村校好像成了鄉村發展被遺忘的角落，看上去顯得十分陳舊。有的學校由於道路和操場還是土的，師生身處其中往往是“天晴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從去年年初開始，國家對義務教育階段教師實施績效工資，鄉村教師也能拿到1500~2000元的月薪。雖然收入有了保障，但這筆錢不足以讓他們過上體面的生活。南寧市賓陽縣一位老師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他每個月基本的生活開支包括電費150元、水費40元、燃氣50元、買菜500元、早餐費50元(班主任每天早上6點去學校只能在外面吃飯)、孩子早中餐費200元，再加上人情、交通、通訊、房租的花費，已所剩無幾。“在這種情況下，一旦生場大病，老師就會處於負債境地，如果説還想攢錢買房，只能是一種奢望。”

經濟拮据使得農村地區男教師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成家立業難。記者走訪時發現，村校男教師過了30歲還沒結婚的比比皆是。在廣西一所鄉中擔任政教主任的吳老師就親歷過這樣的一件事：一年前，學校小賣部來了一個當地的年輕姑娘幫親戚打點生意。這個女孩個子不高，相貌非常普通，也沒有正式工作。有一次，學校一位30歲出頭的男教師提出想跟她處對象，她卻斷然回絕。“村裏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蓋樓房了，你還住這種泥房，我是不會嫁給老師的。”女孩的話讓老師們感到屈辱和辛酸。

農村教師威信下降

和住宿條件不好、收入偏低等外部因素相比，有相當一部分農村教師認為，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農村教師得不到尊重，教師的權責不對等才是讓他們真正感到寒心的原因。

呂啓明在湖南省西北部一所鄉鎮初中已經任教16年了，4年前他當上這所學校的校長。至今他還清楚地記得，1994年他剛參加工作時，只要孩子考上中專，學生的家長就會高興地大擺筵席，把老師請去吃飯，“多的時候一天有四五家請客，校長沒辦法，還把我們老師分成幾個小組赴宴。”

這是呂啓明對教師職業的榮譽感體會最深的一段記憶。隨着中專生取消分配和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逐漸顯現，家長對老師的態度出現了180度的大轉彎。農村開始流行這樣一種觀點：送孩子讀書，不如早點送出去打工，還能早點成家致富。

正當新一輪的“讀書無用論”日漸抬頭之時，國家普及九年義務制教育的戰略也在廣大農村地區開始大力推進。很多地方為了保證普九工作的落實，還出台了具體到班主任老師的“控流保學責任狀”。記者在一些責任狀中看到，校長成為控流保學的第一責任人，班主任為直接責任人，副班主任及科任老師為間接責任人。班主任與科任老師除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教務處安排的學生，嚴禁體罰與變相體罰學生，杜絕打擊、排斥、歧視後進生外，還要切實做好差生的輔導和轉化工作，要做好厭學學生的思想工作，使學生進得來、留得住、學得好、不輟學。一旦因教師主觀原因導致學生輟學的，就要追究教師責任。

“為了控流保學，我們不少老師都受着冤枉氣。”呂校長説，當地推進“普九”時大都強調政府和學校的責任，很少對家長有實質性的約束，這就使得不少家長認為，既然搞了義務教育，孩子讀不讀書就是你老師的責任。為了把一些厭學的孩子勸回課堂，老師三天兩頭得往學生的家裏跑，吃閉門羹也是常有的事。

“這種勸學，把教育者地位降低了，把家長和學生傲慢之氣抬升了。”呂校長認為，老師也應該有自己最基本的尊嚴，而“捆綁式”的控流保學，是老師對工作感到厭煩的一個重要原因。

採訪中，一些鄉村教師普遍感到困惑的是，保學目標讓老師在一些特別頑劣的孩子面前感到束手無策。有的學生即使違紀，一個月不來學校，學校也沒有辦法按紀律處分他。課堂上，學生可以打老師，但老師卻不能動他，除非學生的行為觸犯了法律。

“普九把一些學生‘普’上了天，學生犯錯誤老師只能一味地‘輕言細語’教育，導致他們越來越‘猖狂’地跟老師作對，有時連正常的課堂教學也無法開展，這是普九這10年我們下面老師最大的苦。”黃淑娟老師感慨地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