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刊文稱過度熱炒“蟻族”無助年輕人發展

近日，《紐約時報》在《中國畢業生生計維艱》的報道中指出：儘管中國經濟增長強勁，但並沒有創造出足夠多的就業機會，來吸納這些不斷湧入的高學歷年輕人。他們承載着父母們超越現實的期望，這些父母掏空了各自的存款，原以為高等教育能保證子女未來過上美好的生活。

畢業生就業難，其生存狀態更令人心酸。從一系列“蟻居”、“蝸居”、“蛋居”、“櫃居”等無奈的“創意穴居”中便可管窺一斑。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與“蟻族”、“蝸居”相伴的，是昔日“天之驕子”、“小太陽”、“小皇帝”、“社會精英”等通向遠大前程的美好詞語。這種反差有點“望梅止渴”的意味，指向遠方的期望越高，對現實的失望越大。“知識改變命運”、“讀書脱貧”曾經是、現在也依舊是很多“蟻族”懷揣象牙塔之夢的精神脊樑，如今，夢想似乎正成為一地碎片。

關心“蟻族”當然沒有錯，這是社會的短板，他們的生存願景與社會現實問題密切相關。但有人將“蟻族”問題“妖魔化”，認為這是中國特色的體制之弊。其實，西方發達國家在其城市化進程中，也存在着大量年輕人的“蟻居”現象，紐約、東京、首爾都曾因年輕人住宅空間緊張爆發示威遊行。還有人過度渲染“蟻族”的代際問題，事實上，在任何社會中都應該承認先賦地位對個體發展的影響，這種關係不言自明。

如果説今天中國剛剛起步奮鬥的年輕人有何特殊之處的話，一是其數量的增速和規模，超出了人們的預期，中國年齡在20至25歲的年輕人，現已增加到1.23億，比4年前增加約1700萬；二是教育大眾化使大學生的“身份認同”發生巨大轉變，這種高速轉型期的巨大落差是許多國家沒有的。

有人將“蟻族”問題歸咎於教育大眾化。其實，教育大眾化本身沒有太大問題，它帶來了勞動者素質的整體提高，這些大學生本應是中國各地推動勞動密集型經濟向未來知識密集型經濟轉型的生力軍。問題在於，現階段哪有這麼多和“高科技”、“高知識”相匹配的崗位？説到底是產業結構沒有調整好，而教育部門“高估”了國家經濟發展階段，我國仍是勞動密集型導向的產業模式，缺少足夠的“高端”崗位。怎樣的產業結構決定了怎樣的崗位供給，怎樣的崗位供給造就了怎樣的“蟻居”形態。

過度熱炒“蟻族”等概念並沒有太大意義，這種情緒渲染無益於年輕人的個人發展，也無益於形成理性包容的社會心態。我更願意追問“蟻族”到哪裏去，“蟻族”會不會像“官二代”、“富二代”一樣也有慣性、也會“世襲”？如果通過奮鬥、努力，明天能夠成功地“金蟬脱殼”，即便今天甘心做個默默的小螞蟻，又有什麼干係？

“蟻族”的未來能夠展望，這才是更重要的。除了努力營造機會均等的社會制度和上升空間外，政府還應負起“道德兑現”和“期望補償”的責任。年輕人對未來的預期應建立在可預見的社會收益機制之上，否則，“天之驕子”、“社會精英”只能是空頭支票。如果社會經常開出這種“空頭支票”卻遲遲無法兑現，我擔心這樣的高等教育最後會淪為富人的學歷遊戲，成功人士的“榮譽加冕儀式”，地位和榮譽的“光環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