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重要嗎？ - 彭博社

當美國人慶祝獨立235週年時，國家正陷入一場典型的喧鬧辯論。這次，爭論的焦點是國會是否應該提高國家債務上限，以防止潛在的政府違約。這個問題已被證明是兩黨爭論的焦點。共和黨反對任何新的税收來償還美國的債務，而美國的債務接近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95%，理由是政府造成了這個問題，更多的政府不能是解決方案。眾議院議長約翰·博納表示，美國的債務負擔“可以追溯到政治家們錯誤的信念，即美國經濟是可以通過政府幹預和借貸積極影響的東西。”

共和黨希望在任何提高債務上限的協議中包含大幅削減政府開支的措施。民主黨則反駁稱，這樣的措施將危及經濟復甦。他們堅持認為，強有力的政府仍然是未來增長的關鍵因素。“我們不能通過削減開支來實現繁榮，”總統巴拉克·奧巴馬最近説道。

政府是問題，政府是解決方案：關於債務的僵局是新的，但辯論是古老的。從19世紀末的進步時代到20世紀20年代的放任自流，從新政和偉大社會到羅納德·里根宣稱“政府是問題”，也許左右兩派唯一一致的觀點就是政府的重要性。自由派認為，如果政府做好自己的工作，繁榮就會隨之而來。保守派則認為良好的政府就是少政府，但他們對華盛頓所扮演的角色同樣執着。我們整個政治和經濟辯論都在一個共同假設的背景下進行，即政府決定了國家的集體經濟成功或失敗，無論是因為它造成的傷害還是它帶來的好處。

但是如果這個假設是錯誤的呢？如果政府既不是解決方案也不是問題呢？如果在應對今天美國面臨的經濟挑戰時，政府實際上並不重要呢？

當赫伯特·胡佛在1929年金融危機後拒絕干預時，他遵循的是19世紀的世界觀：政府在社會生活中的角色不如市場的自然起伏重要。大蕭條和新政將這種哲學驅逐到了極端邊緣。在此後的幾十年裏，從華盛頓到布魯塞爾，從前蘇聯到當今中國，政策制定者之間的共識幾乎是政府操控着決定經濟健康的槓桿。

這已經不再是真實的情況。今天，任何國家治理和控制自身國內經濟的能力都受到嚴重限制。一個關鍵領域是利率。在2005年，時任美聯儲主席的艾倫·格林斯潘承認他感到困惑。在他的領導下，美聯儲一直在穩步提高短期利率，期望長期利率會相應上升，從而調節經濟活動，降低通貨膨脹的風險，並冷卻美國房價的持續上漲。然而，長期利率卻幾乎沒有變化，頑固地保持在4%的範圍內。格林斯潘將這種異常現象稱為“難題”。

實際上，這個難題是靜態模型在變化的世界中被踐踏的產物。當美國經濟是一個封閉系統時，正如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一樣，中央銀行的決策塑造了整個曲線上的資本成本和利率。然而，現在，全球的買賣市場設定了利率，而短期利率（這是美聯儲可以直接控制的唯一因素）只是其中一個因素。這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變得更加明顯，當時美聯儲將短期利率削減至零。再次，長期利率仍然保持在4%的範圍內。儘管此後它們已降至約3%，但這是因為全球市場的機構對資本定價的水平，而不是因為任何單一政府將其固定在此處。

美國政府在減少失業方面的鬥爭進一步暴露了其影響力的減弱。華盛頓在那些認為奧巴馬政府2009年2月的8000億美元刺激計劃過於龐大的人與那些認為美國支出不足的人之間分裂。無論如何，失業率仍然高於9%，而失業不足和兼職就業率則顯著更糟。刺激計劃的支持者聲稱，如果沒有它，失業情況會更加嚴峻，他們可能是對的。然而，事實是，在過去兩年半的時間裏，政府努力改變就業趨勢的嘗試都沒有取得成效。

實際上，政府能夠對失業問題採取的唯一措施就是僱傭人員。在過去二十年中，如果沒有政府的僱傭（在1990年至2008年間佔所有新工作的約四分之一），美國的失業率將會高得多。但直接的政府僱傭幾乎不能説明政府影響市場就業趨勢的能力。

那麼，究竟發生了什麼？為什麼即使是積極的政府行動對國家經濟命運的影響也如此微小，無論是積極還是消極？近年來，資本管制的消亡加速了全球債券市場的崛起，並削弱了政府決定自身貨幣價值的能力。這反過來又削弱了他們引導經濟的能力。同時，全球就業趨勢，例如低成本製造業向發展中國家的遷移和供應鏈的廣泛分散，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幾乎無能為力，無法為他們的公民創造就業機會。

這些困境並不僅限於華盛頓。歐盟是國家自願放棄對其經濟主權的最大例子。但這限制了希臘政府在解決導致其當前債務危機的結構性缺陷方面的能力。希臘人無法控制他們的貨幣或國內資本成本。他們可以削減開支，但這是一種笨拙的手段，無法使他們的經濟更具生產力和功能性。即使在中國，其增長是由大規模的國家干預推動的，政府的衰退也是不可避免的。隨着進一步放鬆資本管制和促進私人創業的每一步，北京走上了一條讓全球市場擁有更多影響力的道路。

那麼，各國及其官員實際上能做些什麼呢？全球資本的生態系統，每天交易數萬億美元的資金、商品和服務，超出了任何一個政府的掌控。這並不意味着美國可以或應該放棄其償還債權人的義務。然而，這確實表明，即使華盛頓找到了一些各方都能同意的債務和支出的難以捉摸的公式，阻礙經濟增長的結構性挑戰——從失業到外國競爭——仍將存在。政府在危機時刻至關重要，他們保留着引導集體資源、促進研究與開發、設定社會優先事項以及為私營部門創造激勵的獨特能力。但他們不再是這場戲劇中的主要角色。

在這個七月四日，我們可以有一個新的信條：政府既不是我們問題的解決方案，也不是我們痛苦的根源。指責華盛頓導致當前美國經濟困境和期待華盛頓來緩解這一困境同樣都是錯誤的。政府是眾多重要元素之一，只有在對它的期望既不過高也不過低的情況下，社會才能繁榮。這可能沒有革命和十字軍東征那樣激動人心，但接受侷限並在其內建設性地工作，總比寄希望於那些註定會讓人失望的政策——例如美國政府反覆嘗試的大規模刺激消費的措施——要好。沒有成功機會的大膽計劃不會改變就業模式，也不會使一個國家在日益複雜和動態的全球體系中具備競爭力和吸引力。今天的領導者需要謙遜，認識到他們無法改變的事情，以便能夠有意義地改變他們能夠改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