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盛剛：西方危機和衰退的解析

金融危機實為資本主義危機的總爆發，而資本主義危機源於其發展和成功，正是它的發展和成功，導致供大於求，有效需求的不足，這個問題成為現代社會和現代經濟學面對和考慮的主要問題，因為它已經成為影響現代社會經濟繁榮的制約因素。如何解決供大於求的問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拉動內需和擴大外需，以達到供求關係的平衡，但西方發達國家因為拉動內需而導致債務危機，因為擴大外需而導致國力衰退，那麼這一現象是如何演繹的呢？

拉動內需為何會導致債務危機？拉動內需，可以增加利用可用的生產能力，企業可以不裁員、不倒閉，維持和擴大其正常運作。但問題是人們的需求是無限的，而提供需求的現金是有限的，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解決這一問題有兩種方法，一是提高工資，以增加需求支付的現金，但誰來為誰提高工資呢？因為天上不會掉下餡餅，即使工資提高也是有限的，不足以長期為人們的需求買單。二是通過信用消費和借債消費，西方社會從上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前和之後，一直採用此方法，即通過透支消費、提前消費來拉動內需和消費，以維持經濟的運作和繁榮。從那時起在西方國家產生了各式各樣的分期付款方式，信用體系氾濫；政府大舉借債，投資社會大型工程項目，以此拉動內需，增加就業。由此在西方社會形成了一種奇怪現象，經濟得以維持和發展，必須依賴消費，沒有消費的持續和擴大，經濟就無法正常運作，企業就要倒閉，工人就要失業，政府就要倒台。所以必須維持和擴大內需，沒有錢消費怎麼辦？那麼就靠舉債，於是乎民間和政府的債務急劇攀升，人們不再為債務而感到憂愁，忘記了債務是遲早要還的，相反認為一定的債務是合理正常的，是經濟健康運作的表現。正是在急劇攀升的債務基礎上，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進入了經濟非理性繁榮期，之所以稱為非理性繁榮，是因為此種繁榮是建立在鉅額債務基礎上的，鉅額債務為人們的窮奢極欲提供了現金，以此拉動了內需，拉動了消費，拉動了經濟繁榮。從1974年至2008年，美國人的家庭債務由6800億美元飆升到14萬億美元，僅在最近7年間就翻了一倍。每個家庭平均持有13張信用卡，共欠下12萬美元的抵押貸款。而美國政府國債1990年為3萬億美元，但到2008年底已升到14位數，超過了10萬億美元，美國已成了債務人的王國。據預測，到2011年全球債務將超過40萬億美元，其中美國、加拿大、日本以及歐元區是負債狀況最糟糕的國家。顯然靠債務拉動內需，以維持經濟的正常運作是不可能持久的，因為債務遲早要還的；非理性繁榮是一種泡沫，遲早要破滅，這一切已隨2008年金融危機而結束，人們突然發覺自己資產急劇縮水了，房子沒有了，信用卡被拒絕了，大批企業倒閉，國家面臨破產。

擴大外需為何會導致西方衰退？所謂外需，就是擴大出口，既然產品在國內無法充分消費，必然尋求海外市場。那麼為何外需的擴大最終導致西方國家的衰退呢？關鍵原因在於在商品輸出的過程中，引發產生的資本投資和製造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從西方的整體輸出，從而扭轉和改變了全球製造業，投資和貿易結構，並導致全球財富的重新分佈。引發資本投資和製造業從高工資西方國家向低工資“第三世界”轉移的原因，其一是西方國家資本投資環境逼迫使然，資本的本性是無限追求利潤最大化，但在歐美本土，由於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提高，政府對投資税率的提升以及對投資環保方面的限制，使資本投資利潤越來越稀薄。而在中國和新興經濟體國家，情況正好相反，勞動力成本低下，政府對外商投資予以鼓勵和優惠政策，而且環保方面未得到廣泛的重視。其二，從消費市場來看，歐美國家已趨於飽和，靠債務拉動的內需和消費不足以保證企業的長期穩定和發展，而中國和新興經濟體國家人口眾多，且處於貧困階段，因而存在着巨大的消費市場潛力；其三，輸出資本和製造業到中國和新興經濟體國家，可以為企業找到成本低廉的生產基地，最終產品通過方便廉價的物流再返銷到歐美本土，這樣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潤，增強企業的競爭力。這就是U型微笑結構，研發和銷售在西方國家，它們處於U型的頂端，生產和加工放在中國和新興經濟體國家，處於U型的底部。

無疑在這場遊戲中，主角和最大贏家是歐美國家的跨國公司，從輸出產品到進而輸出資本和製造業，他們找到了新的生產基地，降低了運營成本，同時也找到了新的消費市場，這不僅可以維持其生存，而且使他們獲得了新生，找到了擴大再生產的空間。而對於被輸入國，即中國和新興經濟體國家來講，因為西方資本和部分製造業的輸入，他們被成為全球最有活力的投資中心，從1978年以來，中國獲得了500億美元的外來直接投資，是日本1945年至2000年外來直接投資累計總和的10倍。其次，他們被成為世界工廠和全球製造業中心，“中國製造”的字樣，已經隨着一系列大規模生產的消費品紅遍海內外。其三，被成為最大的貿易出口國，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其中外國公司負責中國總出口的比例高達60%，占主導地位的高科技產品出口中，外資佔85%。事實上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包括其他新興經濟體國家被變成了迄今為止最便宜的低端或中端製造業的全球基地，為此他們付出的代價是大量低廉的勞動力被剝削，環境受到污染，能源遭到巨大消耗，對此正如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羅格曼講的：“這些進步的真正源頭是那些鐵石心腸的跨國公司和貪得無厭的企業家。雖然他們只關心如何利用廉價勞工帶來的獲利良機，但他們的行動無意間帶來了改善大眾生活的直接後果。”據高盛公司預測，到2040年5個新興市場國家——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和墨西哥——經濟總量之和將大於G7國家之和。

與此比較，在這場遊戲中輸家是西方國家，擴大外需導致它們在全球實力對比中的下降和衰退，其一製造業和投資的流失把屬於西方中產階級家庭的機會帶走了，也流失了西方在21世紀的經濟競爭力。據統計，2005年以來，美國製造業就業機會減少了25%，2001年至2008年美國失業人數多達240萬人，在美國生產的電子和高科技產品越來越多的在中國和其它國家生產，由此導致作為西方和美國政治經濟基礎的中產階級處於破產邊緣和停滯、倒退、趨於瓦解的過程。其二由於製造業競爭優勢的下降，導致美國和西方國家出口失衡、貿易常年逆差，政府外債、財政赤字急劇上升，從債權國淪為債務國，國家面臨破產邊緣。其三從西方社會內部結構來看，整個社會的活力漸漸失去，社會結構從生產型向消費福利型即低投入、高消費、高福利方向轉變，經濟發展緩慢並趨於一種靜態情形。

200多年以前，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發表《人口論》，提出人口增長是幾何級的，而生產資料增長是算數級的，由此須控制人口增長以達到需求與供給的平衡，否則就會產生貧困。那時代困擾人們的主要問題是生產與供應的不足，他們沒有預見到人類通過科技手段，可以使生產資料、經濟產能達到幾何級甚至爆炸式的增長。200多年後對於世界大多地區而言，如何創造充足的需求來利用經濟產能的問題，成為了主要問題，生產資料呈幾何級增長，但人口則是算數級增長。面對這個反馬爾薩斯理論現象，應該如何解決呢？無疑，這依然將是困擾經濟學家和政治家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