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奈 ：前途未卜的亞洲

去年，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國家領導人都訪問了印度，陪同他們出訪的都有一個由商界領袖們組成的代表團。印度的經濟一直在以8％以上的速度增長，使它對貿易和投資都越來越具有吸引力。美國總統奧巴馬十一月來訪時，他表示支持印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英國首相卡梅倫是如此，法國總統薩科齊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態度亦然。中國總理温家寶是最後的到訪者，但他對此問題沒有發表任何評論。

官方聲明強調了中印間的友好關係，而且某些經濟分析人士認為，這兩個迅速增長的經濟巨人將會融合為一個經濟上的“中印大同”。當温家寶前幾年訪問印度時，他簽署了一項為期五年的全面戰略合作協議。正如印度總理辛格當時所言：“印度和中國可以攜手重塑世界秩序。”

這樣的表述反映兩國關係出現了相當大的變化。印度與中國曾由於喜馬拉雅山地區的邊界爭議而於1962年爆發了一場戰爭，自那以後這種敵對關係就困擾着兩國。然而這種表面和睦背後潛伏着戰略性的焦慮，印度則更甚一些。

中國的GDP是印度的三倍，其經濟增長更快，國防預算不斷增加。中印間的邊境爭端尚未得到解決，兩國都在爭奪對緬甸等鄰國的影響。而且近年來，中國一直在幕後工作，以防止印度獲得象徵世界大國地位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

但是一般都認為印度成為未來的世界大國不可避免，一些印度人預測本世紀中葉會出現一個三極世界，即美、中、印三足鼎立。印度有12億人口，這個數量是美國的四倍，2025年可能將超過中國。牛津聖約翰學院的維傑·喬希認為：“如果按照目前的趨勢進行推斷，印度在25年內的國民經濟總收入將排在世界第三位（僅次於美國和中國）。”

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印度的經濟年增長率僅過 1%，被人稱為“印度式經濟增長速度”。1947年獨立後，印度採取了一條內向型經濟發展策略，集中精力發展重工業。但事實證明，印度的經濟增長緩慢。究其原因並非印度文化的缺陷，而是因為引進了英國的費邊（和其他類型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

經過上世紀90年代初的市場化改革，印度的經濟迅猛增長，預測今後的增長數字可望達到兩位數。《金融時報》的馬丁·沃爾夫將印度稱之為“早產的超級大國”，這類國家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但經濟總量巨大。他認為，印度經濟總量在十年將超過英國，在二十年內將超過日本。印度有好幾億新興的中產階級，英語為官方語言，有5千萬~1億人口講英語。建立在此基礎上，印度的信息產業能夠在全球佔有重要的地位。

印度還具有可觀的硬實力，據估計印度有60~70件核武器，有中程導彈和航天工業，有130萬軍人，年軍費開支近300億美元，佔世界軍費開支總額的2％。再看看軟實力，印度建立了成熟的民主制度，擁有充滿活力的通俗文化，其影響力跨越了國界。印度的海外僑民影響很大，如果只考慮每年生產的影片數量，“寶萊塢”可稱得上世界上最大的影片製造公司，其影片在亞洲和中東部分地區的影響要勝過好萊塢。

與此同時，印度仍然是一個很不發達的國家，文盲、赤貧者數以億計。約有三分之一的印度人生活極度貧困，而世界上貧困人口大約三分之一在印度。印度的國內生產總值為3.3萬億美元，相比之下中國為5萬億美元，且這一數字為美國的20％。也就是説，印度的人均收入為2900美元（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是中國的一半和美國的1/15。

更引人注目的，中國91％的人口受過文化教育，43％是城市人口；而印度的這個數字分別只有61％和29％。印度每年畢業的工程和計算機類畢業生大約是美國的兩倍，但據《經濟學人》雜誌報道，“只有4.2％的畢業生適合於在軟件生產企業工作，即使經過6個月的培訓，也只有17.8％的畢業生質量滿足IT公司的需求。”

這種徵兆也表現在印度在各國大學的比較上表現不佳。根據高等教育質量標準排出的2009年亞洲大學排名，印度排名第一的研究機構是位於孟買的印度技術研究所，排名為第30位。中國大陸及香港排名前十的大學排名都在30以內。印度的高科技產品出口額只佔出口總額的5％，而中國為30％。

因此，印度在未來一、二十年內不可能具有與中國平起平坐的實力。而且，當兩國於1993年和1996年分別簽署協議，承諾和平解決導致了1962年戰爭的邊界爭端時，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印度於1998年3月進行首次核試驗之前，時任印度國防部長將中國稱為印度的“潛在頭號敵人。”就在2009年，邊界問題又重新點燃。

印度官員一般在公眾場合不談論與中國的關係，但私下裏他們仍然非常關注與中國關係問題。印度難以成為中國的一個盟友，而更有可能成為一個趨於平衡中國戰略崛起的亞洲國家。

約瑟夫·斯奈（Joseph S. Nye）是哈佛大學教授 。他的新作《大國的未來》將在2011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