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普世價值的“普”與“世”

多年以來，中國內外的許多人，為了這個看似簡單，實則不簡單的問題，執着、爭辯，乃至互相口誅筆伐，然而爭執中的各方人物似乎不約而同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普世價值的本來面目。

“世”不同“普”自異

古今中外，許多民族、許多國家和社會，都曾經推崇過普世價值，也曾經在各自的世界裏，苦心孤詣地營造建立在普世價值基礎上的“天下大同”。

在古代中國世界，所謂的“世”，或按中國傳統的説法——“天下”，就是以皇帝所居住的都城為中心，以直屬王朝的州、郡、國、縣為內圈，以朝貢體系為外圈的，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一統體系，在這個體系內，便存在一個為社會主流和大多數社會成員所公認的普世價值。

這個普世價值因朝代、年月的變化而時有調整，但內核卻始終保持完整，包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國體系，以“禮”和“仁”為核心的社會道德體系，以儒家思想為原則的社會價值觀體系，以君權神授、天人感應和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為默契的治國原則，以及唯才是舉、親賢並用的用人之道等等。

在這個以中華文化為主核的“世”裏，儘管統治民族對異族有戒心，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但原則上，只要認同這個普世價值，就是“胞與為懷”的自己人，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反之，即使同樣是漢族，也會以“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的理由加以排斥、摒棄。正是出於這種以文化認同、價值觀認同為特點的思維定勢，種族殊異，卻被描述為“動遵禮法”、延續所謂“箕子之教”的朝鮮王國，曾被幾個中國朝代定為“不徵之國”，而明明是漢族人建立的政權，如唐初在新疆東部建立的高昌國，和清初在東南亞出現的“蘭芳共和國”等，就被棄置一旁不加過問，甚至尋機除之而後快。

在這種普世價值觀左右下，那些遊離於“中華普世價值”之外的民族、政權，往往被視為“未開化”的蠻夷小邦，王朝和整個社會對這些“野蠻人”的基本態度，要麼是試圖同化，要麼是渴望“大張撻伐”，要麼索性以“蕞爾蠻夷，不值置之度內”的堂皇理由，來個眼不見心不煩，用索性無視其存在的方式，來維持“大一統”的虛假繁榮。

中國如此，西方也一樣。在前基督教時代（如羅馬的尼祿時期），維護羅馬神祗的尊嚴、神聖，殘酷鎮壓和打擊基督教，就是當時西方世界的普世價值，基督徒一度被到處追殺，不得不掩藏信仰，東躲西避；到了基督教成為國教的時代，“上帝是世界的，世界是上帝的”就成了新的普世價值，原本的“普世價值”卻成了異端邪説，遭到昔日基督教這個“前異端邪説”同樣的命運。

和其它任何普世價值一樣，這個新的普世價值一方面追求“普”：通過無所不在的教堂和教士、神權對世俗政權的庇佑和干預，以及什一税、免税符等形形色色結合宗教、政治、道德、經濟屬性於一身的道具，讓每一個社會成員強迫性、本能性地接受（因為不得不接受）這個普世價值；通過傳教使團、武力征服等文和武的兩手，讓普世價值的有效“世界”變得越來越廣闊。

而在同一時代，世界各個角落也還有其它的“世”、其它的“普世價值”，如伊斯蘭文化圈、印加文化圈等，在它們各自的世界裏，都將自己的一套“普世價值”當做真理，而其它的則視作異端邪説。

這種古代的普世價值之爭，並非總是文明的、和平的，“普世”覆蓋於“世界”之外，也未必都會帶來文明和福音。儒家思想在中華文化圈“普世”了近兩千年，其積極、進步的一面固不應忽視，但對思想的鉗制、個性的束縛，卻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整個社會的發展，使中國的舊形態綿延了漫長歲月；在西方，神權發達、宗教裁判所和什一税大行其道的中世紀，卻是文化發展停滯、戰亂動盪連綿不絕的黑暗時代。在“大航海時代”，聖方濟各會打着“推廣文明”旗號在美洲強迫性灌輸他們的“普世價值”，瑪雅、印加典籍、文物大量被焚燬、破壞，祭司被集體處決，歷史和文字被人為湮滅，原住民被強迫基督教化，甚至成批消失。在中國，一些敢於和“普世價值”對抗的學者、政權、民族，後果往往同樣是悽慘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背後，是無數非“普世”學者前途的被剝奪，而自稱“徐偃王”，膽敢和周的禮法體系對抗的淮夷部落，戰敗後更是幾乎被抹去一切歷史長河的痕跡。

當聽見有人高呼“普世價值”，強調“任何人都無權遊離於普世價值之外”時，不妨先問一聲——是哪個朝代的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的顏色

即使在同一個時代，同一個世界，也會有不同顏色的普世價值，他們的支持者會強調自己的“普世”才是真“普世”，而對其它顏色的“普世”口誅筆伐，直欲除之而後快。

比如在中世紀的地中海文化圈，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犬牙交互，彼此都知道對方的存在，但雙方都強調“獨一真神”，強調自己的思想體系、價值觀，以及受這一切支配的君主、國家，才是“世界”的主人，而對“異端”採取毫不留情的清除手段。基督教世界用十字軍東征討伐穆斯林世界，所到之處實行思想清洗，在基督教佔上風的西班牙，所有不願改宗的摩爾人都被殺戮、放逐；而在穆斯林佔上風的中近東，穆斯林不但採用殺戮和驅趕的手段，還動用經濟槓桿，用給穆斯林低税率、非穆斯林高税率的手段，迫使其它價值觀為“普世價值”讓路。

中國同樣如此，孔子殺少正卯的傳説固然是偽託，但偽託者的用意卻昭然若揭，正如宋代人所言，是為了避免“世人盡誦兩家書”。為了確保“普世價值”的永遠“普世”，非但儒家以外學説被廢黜、禁錮，甚至儒家學説的傳承流派也要被“法定”，歷朝歷代都有這種儒家內爭“正統”的鬥爭，如漢代的圖讖之辯和古文、今文尚書、春秋之爭，宋代的道學之爭和明代的書院之爭等，到了明清，為維護“普世價值”的純潔和正統，索性在科舉中規定，引述儒家觀點只能出自四書五經、甚至只能用《四書集註》的註釋，考生只能“替聖人立言”，而不能直抒己見。

到了當代同樣如此。

冷戰的結束讓許多人有意無意忘卻了意識形態的激烈碰撞，和意識形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似乎以為世界一直就是同一個世界，“普世價值”一直就是同一個價值觀。事實上僅僅20多年前，這個世界還存在至少兩個被自己的擁護者竭力追捧、強調為“唯一真理”的普世價值體系。

在那個並不遙遠的時代，世界分為紅色和藍色，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普世價值觀，並都強調，這個世界的未來，是屬於他們所忠於的色彩的。“藍色世界”將“紅色世界”形容為“邪惡帝國”，認為只有消滅對方，普世價值才能照耀全球；“紅色世界”同樣宣稱“未來之寰球，必將是赤旗的天下”，將對方視作“壟斷的、腐朽的、垂死的”，號召將之“徹底砸爛”。

就在這個並不遙遠的時代，紅色和藍色兩面“普世價值”大旗下，各有數以十億計狂熱的追隨者，他們都堅信自己的價值觀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對方則是洪水猛獸。冷戰的結束讓色差變得模糊，讓勝利的一方自信地認為，所謂“普世價值”就是自己的價值觀，這也許未必是錯的，但如果這一方過於自信，認為成者為王敗者為寇，自己的價值觀就應該成為永恆的、不可動搖的普世價值觀，誰又能保證，一旦成敗異勢，如今看似統一的價值觀顏色，不會再因對未來探索道路的不同，而變得再度光怪陸離起來？

普世價值以人為本

今天的中國，需要不需要普世價值和普世價值觀？當然需要。

價值觀是人的價值觀，普世價值説到底，就是人類所共有的特性、原則、利益和標準，它們雖因時而異，因勢而變，卻有着一以貫之的脈絡，即以人性、人文、人道的原則為原則。

在當今世界，這種對任何民族、宗教、國家都適用的價值觀，包括對民主與法治的認同，對言論自由的尊重，對不同思想、宗教的寬容，和對多元文化的接納、理解等等，這些都是超越了政治分歧和族羣分野的、對任何社會和任何人都有益無害的價值標尺，加入這樣的普世價值體系，會讓國內更穩定，讓世界更和平。

但不論傳播者、接納者，都必須時刻警惕那種將“一己價值”摻入普世價值，並捆綁推銷的行為，諸如將對某個宗教的認同混淆於對宗教自由的認同中，用“全盤西化”置換“思想解放”，將新的、同樣排他性的政治邏輯包裝為“自由思想”，用於取代舊的、排他性的政治邏輯……如此“普世價值”，不論如何粉飾、包裝，實質上仍然是中世紀基督教對伊斯蘭教、或伊斯蘭教對基督教的“聖戰”，是非王師即賊寇、非此即彼的價值觀取代，是用一種顏色的偏執、狹隘，取代另一種顏色的偏執、狹隘，用一種有侷限性的價值觀取代另一種有侷限性的價值觀，嚴格地説，這不符合當代應有的普世價值原則。

普世價值不是一個文明徵服另一個文明，一種價值觀壓倒另一種價值觀，而是全人類在求同存異、彼此尊重的基礎上，共同尋找出的、對每一個人類成員都具有重大意義，人們普遍認同的價值觀最大公約數。既然是“普世”，這種價值觀的生成就必須是多元的，雙向的，中國人的思想、價值觀（當然是發自內心的、真正自由的思想和價值觀），也應該成為普世價值的一個組成部分，敞開國門，坦然地面對普世價值的討論，是尋求思想、文明和價值取向的碰撞、融合，是既有引進也有輸出、既有學也有教的雙向交匯，外界不應抱着“十字軍東征”的價值觀征服心態，國人自身也不能如昔日死守“華夷之辨”那樣，把“中國特色”當作拒絕一切外來影響的擋箭牌。

普世價值，本就應該既屬於“普”，也屬於“世”，每個文明、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應該成為普世價值的創造者、所有者和受益者，任何將普世價值和國家、民族、團體價值割裂、對立的論調，不論其取向是“普世”或“非普世”，都是狹隘的、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