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盛剛:如何解讀美國的衰退
美國衰退源於自身發展,因為發展而趨於飽和,因為飽和,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投資利潤空間下降,進而導致資本和技術從美國向中國和新興經濟體國家的轉移,這一轉移引發了全球經濟結構的改變,全球經濟中心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地區,美國的衰退和中國的崛起正是這一結構變化的結果和孿生兄弟。
我們知道商貿線路的改變會影響沿線城市的興衰,同樣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會導致國家和地區的興衰。冷戰後,美國和西方國家主導的政治全球化打開了經濟全球化這個潘多拉盒子,飢渴的資本紛紛從美國和西方湧向地球的另一半,就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因為那裏有巨大的市場和充足的廉價勞動力,不是因為發展,而是因為落後,所以地球的另一半充滿機會,與此相比,美國和西方因為發展,趨於飽和,投資回報空間越來越稀薄。世界是平的嗎?不是,正是因為世界是不平的,所以導致大量資本從高工資的西方國家轉移至低工資的發展中國家,資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資本無國界,利潤在哪裏,資本就會流向哪裏,直至全球利潤的平均化。在全球一體化時代,資本已超越國界,把全球作為一體,對資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資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利潤的最大化,從而改變了以往以國家為主體的全球產業分工和貿易模型,U型曲線產業分工結構正是這種配置的結果。U形曲線的左上角代表觀念和創新,它決定產品的形成和功能;最下端是生產組裝和運輸;從右邊往上依次是分配,營銷。歐美國家處於U形曲線的兩個頂端,控制科研和營銷,同時也控制利潤的大部分;而發展中國家處於U形曲線的底層,屬低利潤的加工生產。美國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研發國家和資本技術輸出國,中國是最大的加工製造業國家和資本技術輸入國,所以U形曲線國際分工格局也可以歸納為:美國創造,中國製造,全球消費。正是全球經濟結構的這一變化,導致全球經濟地理,運行機制的變化以及全球財富的倒流和重新分佈,導致美國的衰退和中國的崛起。
首先,隨着資本和技術從美國和西方向地球另一半的轉移,全球經濟中心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地區,特別是中國,1978年以來中國獲得了5000億美元的外來投資,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世界投資中心,美國500強企業前10名都有在中國投資,並且他們在中國的生意份額越來越大,超過其本土成為盈利的主要來源。開始轉移到中國的企業主要集中於低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然後漸漸上升到中高端產業。由於大量外資的湧入使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平均增長率達到9.5%以上,是美國經濟增長率的3倍,由此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製造業大國,有望超過美國,從而結束美國在製造業110年雄踞全球首位的歷史。製造業的迅速發展,中國隨即又超越德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和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外匯儲備已達到2.4萬億美元。目前,中國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且根據預測中國GDP總額將於2019年超越美國。
其次,全球經濟中心的轉移導致全球經濟結構和經濟循環機制的變更。歷史上美國和西方曾將發展中國家作為廉價原料產地和商品傾銷市場,而生產和研發集中在西方發達國家,在這一全球經濟循環機制中,財富源源不斷地從發展中國家流入西方發達國家,以至於窮國愈窮,富國愈富;而現在跨國公司和全球公司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將發展中國家作為全球廉價生產基地,然後將產品運回母國,因此美國和西方成為消費型社會,和農產品和原料出口國。在這一循環機制中,全球經濟結構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這是西方國家始料未及的。全球財富出現了倒流,富國在變窮,窮國在變富,世界中心正在從西方轉向東方。因為生產基地、資本和技術移至發展中國家,它們被成為世界工廠,推動了出口及外匯諸備;中產階級開始崛起,整個社會處於良性循環發展。而與此相對,因為資本、技術和產業的轉移,西方發達國家成為消費型國家,發展勢頭減弱,工作機會減少,中產階級每況愈下;消費依賴於進口,而進口的增加導致貿易逆差的加劇,於是它們從原來的債權國成為了債務國。
其三,正是全球經濟結構的這一變化導致全球財富分佈的改寫,導致美國的衰退和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崛起,其中特別是中國的崛起最為引人注目。根據統計,全球外匯儲備為8.1萬億美元,中國擁有2.4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與此對應,全球外債總值為56.9萬億美元,美,英,德,法,意,荷,西班牙等西方國家分別處於前10位,它們外債總和已佔全球債務82%,而美國外債達13.6萬億美元,佔全球外債的23.9%。
從表面上看,美國的衰退與中國的崛起有着因果關係,因為中國崛起,所以美國衰退;因為製造業轉移到中國,所以美國大量就業機會被流失,失業率居高不下;因為跨國公司將產品從中國返銷到美國,所以導致美國貿易赤字,債務上升,因此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是二大巨人間的對決,它們的關係是零和博弈關係。但是,實質上美國的衰退和中國的崛起都源於全球化時代世界經濟結構的變化,是同一變化過程的二個不同結果,一個被衰退,一個被崛起,中國無疑是全球化的得益者,但不是美國衰退的始作俑者,真正導致美國衰退的是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它們為了生存和追求更高的利潤,推動資本和技術從美國和西方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和中國,從而導致世界經濟結構的變化,並由此導致美國在這一變化過程中的被衰退。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和西方資本和跨國公司為了利潤而出賣了美國,同時也因為如此,中美關係事實上更是市場邏輯和國家邏輯的一種博弈,市場邏輯以利潤為導向,以跨國公司和全球公司為媒介,要求衝破國家為基礎的國際分工框架,對全球資源進行統一配置,以求利潤的最大化,但國家邏輯以國家利益為導向,追求國家的競爭力和財富最大化,控制經濟發展和資本流向,以增加國家的權利和經濟福利。無疑,在這場博弈中,中國抓住了以市場邏輯為基礎的全球化趨勢,並逐漸成為主導者,而美國逐漸從全球化倡導者,退回到以國家邏輯為基礎的貿易保護主義。
資本是近現代社會的細胞,它塑造了近現代人類社會的發展。資本的本性是對利潤的貪婪,為此它要求打破以國家為基礎的國際分工框架,以求成本最小化,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從而使利潤達到最大化。500年前,西方國家抓住了資本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利用船堅炮利和殖民貿易,打開了世界其它區域文明古國的大門,財富源源不斷彙集到西方,並由此建立了以其為主導的全球經濟商貿體系。與此相對,曾經的文明古國因沉迷於往日的輝煌,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在西方資本面前紛紛敗倒。500年後,世界已變得越來越小,這次是曾經的文明古國中國和印度抓住了全球化的趨勢,而西方反過來落後於全球化的發展,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是資本或跨國公司根據市場邏輯對全球資源的重新整合。顯然,美國的對手是資本和跨國公司,而不是中國,美國要扭轉其衰退趨勢,有二種方法,一是改變資本對利潤貪婪的本性,二是改變自己,使自己變得對資本有利可圖,從而扭轉全球資本和技術的流向,而不是把矛頭指向中國,把航母開到西太平洋,因為這樣於事無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