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亞當·斯密：我們不需要新資本主義

整整90年前的1919年3月，正面對另一場經濟危機的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論述了當代資本主義所遭遇的困境。然而，他卻不情願地寫下了這句結語：“那種認為資本主義無法擺脱當前危機的想法是錯誤的。”事實證明，與列寧所持的某些觀點不同，他的這個預期是相當正確的。儘管美國和歐洲市場在上世紀20年代遇到了更多問題，隨後是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可在二戰結束後的漫長時間裏，市場經濟迸發出異乎尋常的活力，令全球經濟在過去60年出現了史無前例的擴張。但好景已不再，至少眼下是如此。去年秋季在美國突然爆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正在以驚人的速度不斷加劇，儘管政府承諾動用規模空前的公共資金，其阻止危機的努力卻幾乎絲毫未見成功。

人們目前產生的最強烈疑問，與其説是資本主義的終結，不如説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和變革的必要性。今年1月在巴黎舉行的“新世界、新資本主義”研討會上，以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和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為首的人士展開了激烈討論，而“新、老資本主義”概念的提出，在其中發揮了催化的作用。

這場危機無論今天看起來有多麼難以戰勝，也終有一天會成為過去，但有關未來經濟體系的問題將繼續存在。我們真的需要一個打着鮮明的資本主義旗號的“新資本主義”，而不是一個脱胎於務實選擇的各種體制和可據理力爭的價值觀的非單一經濟制度嗎？我們是該尋找一個新資本主義，還是該尋找一個無需引入特殊的資本主義形式的——借用巴黎會議提供的另一個詞——“新世界”？這不僅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我認為，這也是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事實上在18世紀提出的問題，在他提出對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開創性分析的時候。

斯密從未使用過資本主義一詞（至少就我能追蹤到的資料而言），從他的著作中也很難演繹出任何市場經濟充分性或接受資本主導必要性的理論。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一書中，斯密談到更廣泛價值觀對行為選擇的重要作用，以及制度的重要性；但在整整250年前出版的斯密首部著作《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他對非營利性價值觀的強大作用進行了廣泛研究。雖然斯密宣稱“謹慎”是“所有美德中對個人最有益的一個”，但他接着寫道：“人道、正直、慷慨和公共精神，是對他人最有幫助的品質。”*

究竟什麼是資本主義？標準的定義似乎把經濟交易對市場的依賴作為將經濟制度視為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同理，對利潤動機和對基於私有制的個人權利的依賴，也被視為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徵。但是，如果這些是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那麼我們當前所擁有的經濟制度——例如在歐洲和美國——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嗎？全球所有的富裕國家和地區——歐洲國家，以及美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韓國、台灣、澳大利亞和其它地區——都在一段時間內依賴主要發生在市場之外的交易，例如失業救濟、公共養老金和其它社會保障功能，以及由公共部門的學校教育和醫療。在經濟取得真正成就的歲月裏，所謂的資本主義制度那些值得稱道的表現，是源於多種體制的結合，這些體制遠不限於僅僅依賴利潤最大化的市場經濟。

經常被忽視的一點是，斯密沒有認為純市場機制可以獨立實現出色的運作，也沒有將利潤動機視為充要條件。或許最大的錯誤在於，將斯密對交易原因的有限論述，解讀為對他所認為的市場經濟運轉良好所必需的所有行為準則和體制的詳盡分析。人們進行交易是出於私利——僅此而已，正如斯密在一句名言中所論述的那樣。人們反覆引述的那句話解釋了為什麼屠夫、釀酒者、麪包師和消費者要進行交易。然而，一個經濟體的有效運轉還需要互信和信心等其它價值觀與承諾。例如，斯密認為： “一國人民若相信某銀行家資產雄厚，行為誠實，處事謹慎，換言之，相信他有隨時兑換現金的能力和意思，那銀行家發行的本票，便可在社會上通用，無異於金幣銀幣，因為人們深信用它們可以隨時兑換金銀貨幣。”

斯密解釋了為什麼這種信任感不會永久存在。許多經濟學書籍將斯密“屠夫-釀酒者-麪包師” 式的解讀奉為圭臬。雖然這種解讀的擁護者可能無法理解當前這場危機（人們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尋求更多交易，只是機會減少了），但猜忌和對他人喪失信心——促成了這場危機的發生並讓復甦變得如此艱難——所造成的深遠影響並不會讓斯密困惑。

事實上，促成今日危機的猜忌與信心崩潰是有充分理由的。近年來，由於涉及衍生品和其它金融工具的二級市場快速發展，與交易相關的義務與責任變得愈加難以追溯。與此同時，一些經濟體（特別是中國）的鉅額貿易順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量的信貸可供量，放大了草率交易的規模。一家誤導貸款者承擔起不明智風險的次貸放款機構，可以將這種金融工具轉嫁給與最初交易毫不相干的其他方。近年來，對監督與監管的需要已明顯增強。然而在此期間，隨着對市場經濟自我監管特性的信心日益增強，政府的監管角色卻遭到嚴重削弱，尤以美國政府為甚。就在政府監督的必要性增強的同時，所需監管的供應卻出現萎縮。

這一體制弱點不僅生髮出市場不當行為，還引發了過度投機的傾向。正如斯密所指出的，這種傾向往往會牢牢抓住許多拼命追逐利潤的人。斯密將這些在追逐利潤過程中促成過高風險的人稱作“浪費者和投機家”——順便説一句，這倒是對前不久那些次級抵押貸款企業家的完美寫照。盲目信任獨立市場經濟的智慧，對美國成熟監管機制的消失負有主要責任。這種信任往往會完全忽視浪費者和投機家的行為，其方式會讓市場經濟基本原理的最初倡導者無比震驚。

雖然斯密對市場的建設性作用進行了闡釋和辯護，但對於在市場經濟運行良好的情況下仍可能存在的貧窮、沒有文化和相對的權利缺失等問題，他還是感到深深地憂慮。他希望看到體制和動機的多樣性，而不是單一市場或是利潤動機佔據惟一主導地位。斯密不僅支持政府完成市場可能無法完成的任務，例如普及教育和減輕貧困（他還希望受政府補助的窮人擁有比當時的濟貧法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自由）；總體而言，他還主張提供多種體制選擇來解決出現的問題，而不是把體制綁牢在某種固定的程式上，例如把一切事情交給市場處理。

我認為，今天的經濟困局並不需要某種“新資本主義”，而是需要我們以開放性思維來理解有關市場經濟能力範圍及其侷限性的舊觀念。我們首先需要清醒地認識到不同體制是如何運作的，同時還要了解各種組織——從市場到國家機構——如何能夠齊心協力，創造出一個更美好的經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