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時語：突尼斯和“阿拉伯街頭”的多米諾骨牌？

在日益浩大失控的民眾抗議騷亂下，維持專制統治幾達四分之一世紀的突尼斯獨裁領袖本·阿里總統被迫下台，逃亡沙特阿拉伯。這無疑是新年以來的最重要國際新聞，也有可能成為一起劃時代歷史事件，影響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世局發展。最大的輸家，是美國和西方的利益。

在突尼斯騷亂高潮中，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希拉莉）就以此為例證，公開告誡阿拉伯領袖從事改革，以免“重蹈覆轍”。本·阿里下台後，奧巴馬總統言不由衷地“讚揚突尼斯人民的勇氣和尊嚴”。但是在白宮“戰況室”（situation room）)和美國國務院內，突尼斯政變無疑是最需要緊急應變的國際發展。作為突尼斯前殖民宗主國的法國政府，直到最後一刻還在力挺本·阿里總統，便可見這一意外政變對西方的影響。

這是因為半個多世紀來，被歐美媒體時而渲染、時而蔑視的所謂“阿拉伯街頭”，這次終於首次大發神威，推翻了一個數月前還被普遍認為固若金湯的“温和”親西方獨裁政府。阿拉伯世界這場史無前例的“街頭革命”，正在震盪着從埃及到沙特的所有類似“温和”專制政權。

“阿拉伯街頭”在英語（Arab Street）和阿拉伯語（al-shari’al-’arabi）裏的含義基本相同，指的是阿拉伯國家的基層社會民意。幾十年來，西方朝野雖然知道這種基層民意與阿拉伯上層精英統治階級的意願有相當大的距離，但卻一廂情願地認為在專制政權大力“維穩”下，這種街頭民意“無能為也已”，甚至可能是阿拉伯政府故作渲染，用來與西方討價還價。這次突尼斯革命，徹底打破了“阿拉伯街頭”只是“叫狗不咬”的誤解。

本·阿里下台之前，親西方的黎巴嫩《每日星報》就尖鋭指出：問題根源在於阿拉伯世界的現有政治和經濟體系的不穩定性和不可持續性。我不妨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字為例：自從1984年以來，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實際經濟年增長率不過0.5%，只有中國同期增長率的二十分之一！

與此同時，阿拉伯人口卻持續高速增長，許多國家中25歲以下人口超過一半。按照德國社會學家Gunnar Heinsohn的“青年膨脹（youth bulge）”理論，這是社會動盪的重要因素。亨廷頓便以伊斯蘭人口的“青年膨脹”導致就業和其他社會機會的缺乏，作為“文明衝突論”的一個主要論據。特別是對社會不穩定最關鍵的15-30歲年齡組，佔了阿拉伯人口的30%。這在最早由失業青年自焚觸發的的突尼斯騷亂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

長期以來，出於對政治伊斯蘭和宗教激進主義的恐懼，美國和西方一直大力扶持“温和”的阿拉伯獨裁專制政府，而無視“阿拉伯街頭”與統治階級的異化，無形中加劇了“阿拉伯街頭”的反西方心態，加上美國對以色列佔領阿拉伯領土的無條件支持，導致“阿拉伯街頭”反政府和反西方的惡性循環。

阿拉伯民主化可能顯著加速

西方的支持和阿拉伯政府加強專制，使得阿拉伯世界嚴重缺乏“公民社會”空間，並且造成世俗力量的衰落，進一步加劇了上層特權階級的腐敗和兩極分化。所以一旦專制政權崩潰，能夠有效號召組織“阿拉伯街頭”、填補權力真空的往往是宗教勢力。伊拉克是個最好的例子。

當然阿拉伯世界有很大的內部差異，像沙特那樣的產油國有大量金錢可以購買內部民心。自然資源不多的國家如埃及和約旦，就必須發展依靠龐大的情報治安機器和軍警力量來“維穩”。這也可解釋為什麼幾十年來，埃及獲得的美援金額僅次於以色列，靠美元來幫助緩和日益上升的社會不滿。

但是突尼斯的街頭革命，表明在上述各種社會因素和趨勢下，尤其是美國經濟力量和政治影響的衰落，阿拉伯專制政權無法永遠“維穩”下去，而終於暴露了《每日星報》斷言的現有體制的不可持續性，以及“阿拉伯街頭”的政治力量。下一個問題是：這會成為阿拉伯世界倒下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嗎？

突尼斯説到底，是阿拉伯世界中無關輕重的小國，其內部經濟問題和宗教極端主義都不算最糟。華盛頓和其他西方首都目前憂心忡忡的問題，是以色列的鄰國埃及和約旦，以及沙特為首的波斯灣產油國，會不會步其後塵？這些國家中的伊斯蘭組織，例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具有強大的社會基礎，因而是歐美的噩夢。

按照我的看法，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民主化，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至於這一民主化過程目前與政治伊斯蘭合流，西方世界對現有阿拉伯專制政權的長期支持和扶植，以及美國的以色列政策，負有很大的責任，也是自食其果。在突尼斯革命的激勵下，阿拉伯民主化可能顯著加速。無論是和平還是暴力過程，“阿拉伯街頭”意願的聲張，將徹底改變大中東的局勢，促成亨廷頓十多年前預言的“世界秩序的重建”。